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1973年4月23日美联社编辑年会上提出把1973年作为“欧洲年”。他指出“一代人以前的决策所形成的时代行将结束”，“西欧的复兴已成定局”，“东西方军事战略平衡已从美国的优势转到接近均势”;根据新的形势，欧洲应该比过去分担更多的义务，为此美国与西欧应该制定一个“新大西洋宪章”。尼克松总统在1973年5月3日向国会提交的《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缔造持久和平》的报告中，发挥了关于“欧洲年”的思想。他说：“这一年之所以将成为欧洲年，是因为国际环境，尤其是欧洲发生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机会。”尼克松认为，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战后时期的两极对抗不再支配国际关系。欧美联盟关系与日益变化的国际关系同时并存”;第二，在欧洲，战争的危险减少，“转变了的战略环境产生了全新的威慑和防御问题”;第三，欧洲共同体的发展与扩大，“使欧洲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据此，“美国同新欧洲的关系”需要“进行痛苦的调整”。第一，美国和西欧结成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在全球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协调政策，美国要尊重西欧的主权，西欧要克服“地方主义”;第二，美国继续对西欧实行“核保护”，在欧洲保留一定数量的驻军，欧洲也要在防务上分担责任。尼克松政府希望美欧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谅解，形成协议，把美欧关系的新格局确定下来。这就是“欧洲年”的实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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