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莫斯科正值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整个城市仿佛置身于森林之中，幽深的树木和繁华的街道相映成趣。顾方舟的心情是愉悦而急迫的，就像一个刚买到画笔的男孩，迫不及待地寻找可以作画的画纸，又像一个有了灵感的作家，恨不得把所有的想法立刻书写出来。
 顾方舟得知莫斯科正在召开脊髓灰质炎疫苗国际会议后，立刻赶了过去。
 在会上，支持活疫苗的人与支持死疫苗的人进行了激烈辩论，双方各不让步，让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在他们的争论中，顾方舟了解到这两种方法的优劣性：死疫苗昂贵、效果不佳，但安全;活疫苗便宜，但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证明。
 顾方舟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是关于疫苗生产的技术路线的问题。两种疫苗代表了两种技术路线。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成本虽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
 他判断，根据我国国情，只能走活疫苗路线。
 顾方舟一刻都不敢耽搁，一散会就立即赶回住处，向国内写信汇报在苏联的考察情况。信中，他对两种生产工艺都作了详尽介绍：
 脊髓灰质炎活毒疫苗是用对人无害的、高度灭毒的毒株在猴肾上皮细胞培养制成。苏联所制的活疫苗是由下列塞宾毒株制成：Ⅰ型—Lsh，2ab; Ⅱ型—P112，ch，2ab;Ⅲ型—Leoh，12a1b。每毫升单价疫苗中含有100人份。
 目前使用小儿麻痹活疫苗的国家有：苏联使用了400万人，捷克14万人，新加坡约20万人，墨西哥约50万人，拉丁美洲各国约100万人，刚果约32万人，塞宾小儿麻痹活疫苗的安全性已为苏联及很多国家的试验室及流行病学观察所证实。
 服用活疫苗后，病毒可在人肠道中大量繁殖并由粪便中排出，虽然如此，根据各国所发表的资料看来，在服用疫苗的人中以及与服用者接触的人中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由于服用疫苗而引起小儿麻痹疾病的情况。这也说明这种疫苗是安全的。
 在信的结尾，他思忖了一会儿，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走活疫苗路线。他指出：
 我院正在昆明筹建制造小儿麻痹死毒疫苗部分，据估计年产量为50吨，可供160万人使用，这显然不能满足我国预防小儿麻痹的需要，如改作活疫苗，年产量可供1.6亿人使用，即生产一年可供全国使用，显然这个产量又太大了。再者，活疫苗在运送时需要低温冷冻的条件，所以在昆明就发生运输的困难。根据目前小儿麻痹疫苗研究进展的情况来看，活毒疫苗终将代替死毒疫苗。我们希望党委考虑今后在小儿麻痹疫苗制造上的技术政策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昆明的基建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今后如何多、快、好、省地解决我国小儿麻痹这一极其严重的疫病的问题。我们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我们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合作进行活疫苗生产，而昆明的基建可以缩减，改作实验医学猿猴站或其他生物制品制造之用，希望尽快讨论这个问题。
 写完汇报信后，他立即向大使馆奔去。他知道自己手中这封信的分量，也许从这封信开始，就有千千万万的家庭不再受脊灰的威胁了!
 顾方舟是向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沈其震汇报的。沈其震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做事干练，战争时期帮助共产党搞到了大批医疗物资，解放后一手创建了中央卫生研究院(后改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并在逆境中迅速打开了局面，是一个又红又专的技术干部。他曾在访问苏联期间，与顾方舟见过面，顾方舟是他的随团翻译。
 沈其震收到建议后，立刻召开党委会讨论，并将情况汇报给了卫生部。卫生部给苏联保健部打了电话，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两种疫苗的情况，苏联保健部却敷衍道：“你们的顾方舟不是在我们苏联吗?你问他去吧!”
 于是，顾方舟收到了这样的回信：支持他的建议，但两种疫苗都要了解，回国汇报——就这样，顾方舟的任务，从了解死疫苗生产工艺，变成了死疫苗、活疫苗都要了解。
 到哪里了解活疫苗呢?这个对他暗暗提防的血清疫苗研究所，是生产死疫苗的，再待下去也不能有更多信息，只能另寻他处了。他的思路，很快延伸到Sabin教授赠送的疫苗上。
 疫苗送给了谁?顾方舟带着疑惑，询问了苏联的朋友。令他十分惊讶的是，得到Sabin疫苗的苏联科学家不是别人，正是苏联医学科学院脊灰与病毒性脑炎研究所的丘马可夫教授，自己留学苏联期间的导师!
 山重水复疑无路，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令人愉快的消息一扫连日来的疲惫，让顾方舟身心都舒畅起来。他的心已经飘到了研究所，回想着当年与导师和同学们一同实验的场景和并肩奋战的战友般的友情。
 他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往苏联医学科学院。门口的那棵高大的白桦树好像早在等待故人了，粗大挺拔的树干像铁臂似的伸向天空，宛如阔别了多年的老友与之招手。
 科学家之间的师生情谊、同窗情谊，是远远超越政治的，即便时光沉淀，也有历久弥新的力量。尽管中苏两国间的关系已很微妙，但顾方舟和导师、同学之间的感情，是真挚而深沉的。
 事实上，在西伯利亚扑面的寒风中，苏联师生的关爱始终是一股暖流。
 中国载人航天的总设计师、著名火箭技术专家王永志，曾于1955—1961年留学苏联。尽管苏联政府和大学对他进行了或明或暗的防备，但导师米申的恩情令他终身难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米申就坦诚地对他说：“我知道现在两国关系变化了，但这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我们之间仍是师生关系。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有问题尽管提。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的。”
 1961年夏，基辅工学院56届的36名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准备返回祖国时，人群中突然传来呜咽的声音。人们循声望去，是白发苍苍的无线电系主任阿基耶夫斯基教授。泪水顺着老人皱纹纵横的面颊流淌，浸湿了花白的胡须。老人缓慢地走上列车，伸开双臂，把身边最近的一个留学生揽入怀抱，一边摩挲着年轻人的后背，一边嗫嚅着：“永别了，我的孩子! 永别了!”然后是下一个学生，下一个……直到和所有的学生一一拥抱分别。他的痛哭，是为自己有生之年可能再也无法再见到这些优秀青年而惋惜，更是为中苏两国间的美好岁月逝去而悲哀。
 顾方舟在这里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朋友们听说顾方舟回来了，纷纷放下手中的工作，围了上来。他们热情地打量着阔别四年的好友，问候就像山间奔流的泉水一样涌出来，时时激起欢笑的浪花。
 顾方舟得知，丘马可夫教授正在国外开会，没法与他见面了。但他们和丘马可夫教授取得了联系，恩师二话没说，大方地将Sabin原制疫苗赠送了一些给他，还担心他不够用，又多送了3000人份苏联自产的活疫苗。
 这份饱含苏联朋友深情的礼物，让他深受感动。虽然苏联很冷，但他浑身舒畅，竟也不觉得寒冷，他几乎是快乐地望着这冰冷的天空了。
 离开研究所后，顾方舟激动的心渐渐平复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问题：Sabin疫苗需要冷藏保存，而自己并无冷藏设备，时间久了疫苗会失效。然而，还有数日才是规定的回国日期，怎么办，难道在这里空等吗?
 他立即与同行的科学家们商量。讨论后，他们一致决定：申请提前回国。
 彼时，恰逢顾方舟的“老领导”钱信忠访问莫斯科。48岁的钱信忠刚刚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负责脊灰疫苗的相关工作。顾方舟赶紧联系上了钱信忠，汇报了现在的难处，请求能尽早回国。钱信忠与驻苏大使商量了一番，就同意顾方舟带着材料和资料回国了。
 1959年9月，一辆火车从莫斯科出发，开向了中国。车上，一个年轻人守着行李箱，生怕稍有颠簸便弄碎了里面的玻璃容器。行李箱里，承载了顾方舟和千千万万家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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