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浙江宁波。
咸丰年间修建的鼓楼，俯视了宁波城近八十年，在“行将就木”时总算迎来了修葺。在典型的中国传统楼木结构上，政府加建了“钢筋铁骨”的瞭望台和警钟台，又挂了一座四面如一的西式大钟。这匠心独运的设计，让这座地标性建筑显得威风凛凛。
这鼓楼本是古代宁波的城门，早在唐朝就修建了。唐朝中期，小有名气的诗人、明州刺史韩察，用高大的木栅栏、坚硬的砖石筑成城墙，将宁波置于高墙厚壁的坚实保护之中。那时的南面城门，便成了后来的鼓楼。
北宋时期，初任宁波鄞县县令的王安石，曾为其写过《新刻漏铭》，他在这篇决心革弊的“誓言书”中踌躇满志地写道：
自古在昔，挈壶有职。匪器则弊，人亡政息!其政谓何? 勿棘勿迟，君子小人，兴息维时。东方未明，自公如之，彼宁不勤，得罪于时。厥荒懈废，乃政之疵。呜呼有州，谨哉惟兹。兹惟其中，俾我后思。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宁波建设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期，是宁波真正走上近代化道路的重要阶段。“城厢人口二十余万，昔为旧型之都市，今已有日进于新都市之趋势”，现今更是“顿改故观”。那些小桥流水、泛舟湖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秀美景色，正受着近代化的剧烈冲击，逐渐被颇富新意的市政设施取代。疏浚河道、填河拆桥、修筑堰坝、铺设铁路、修铺公路、大建市政，红红火火的局面，让这座城市颇有遍洒希望之光的感觉。
然而，34岁的周瑶琴却面临痛苦的选择。
“顾家嫂子唉! 你一个人，怎么养活这四个小孩嘛! 早点改嫁吧!”邻居大妈善意的劝解犹在耳畔，梗在心头，让她犹豫不已。
夜色如厚幕般落下，四周静悄悄的，偶尔有一两只猫在斑驳的瓦片上蹿过，发出清脆的声响。周瑶琴怔怔地看着摇曳的烛影，暗黄的光仿似给屋内蒙上了一层纱。
周瑶琴的家在宁波城的一个弄堂里。踩着被阳光、雨水和来来往往的脚步打磨得滑溜溜的石板路，穿过高高大大的、有些裂隙的白粉墙，就能看见一个大院。大院里住着六七户人家，院子最左边的小屋，就是周瑶琴租住的房子。
周瑶琴的丈夫顾国光，两年前不幸去世了。顾国光是个沉静而温和的人，在几张与周瑶琴的合影中，他都梳着时髦的“三七分”，穿着整洁干练的西装，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很是英俊。他总是站在周瑶琴身后，露出安静的微笑。
1757年，乾隆皇帝一道圣旨飞出了紫禁城，传到了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外停止一切港口的对外贸易。从此，中国正式开始实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一政策被后人普遍视为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各国的重要原因。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凭借坚船利炮才轰开中国紧锁而破败的大门。
战败的清政府在英国人的旗舰上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这艘康华丽号风帆巡洋舰曾撬开中国的国门，如今又睥睨着弯着腰的钦差大臣。在这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中，香港被割让，包括宁波在内的五处通商口岸被强行开放，中国犹如层层加盖的茅草屋，被火把烧出了五个大窟窿。
通商口岸开放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一拥而入，洋货如洪水般涌来，剧烈的变化震荡着宁波人的眼界和内心。宝塔、瞭望台、守望楼、土丘、石堆山、石桩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江北的港口，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起初还如猴子一般被人围观，没过多久就掌控了宁波港。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宁波人民也立即掀起了反帝爱国热潮，在港务航运界引起反响。宁波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中如此描述：
顾方舟全家福(1928年于上海)
宁波的海关被洋人控制后，一切港口管理事宜均为浙海关下理船厅洋人港务长所控制。宁波港的引水业务也全部由洋人所掌握，引水人员全部由洋人担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宁波港有引水员三人，全部是洋人，其中斐尔塔和爱克林是英国人。其实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对宁波港航道并不熟悉。
1921年，一次英籍引水员引领一艘糖船搁浅，损失惨重，引起沪甬航业界和华人船员的强烈不满。这时由“五四”运动掀起的反帝爱国热潮正方兴未艾，这一事件无疑是火上加油，群情激愤。沪甬两地航业界一致向浙海关税务司和港务长提出撤换这几个洋人引水员，特别是英籍引水员，选拔有丰富引水经验的华人担任引水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税务司和港务长眼看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港务航运界一手遮天了，不得不撤换这两个英籍引水员，选用了在宁波航业界享有声誉的周裕昌、顾复生为引水员。
这是宁波港自开埠以来，华人担任引水员之始。周裕昌曾是浙江沿海唯一的巡洋舰“超武”号上大副;顾复生担任引水员之前是行驶五山头线“镇北”轮船长。他俩对宁波到镇海口外航道十分谙熟，具有极为丰富的引水经验。不久，在反帝爱国声中，洋籍港务长一职也被迫改由华人担任，第一任港务长为柯秉璋。自此之后，宁波港的引水员一直由华人担任。
英国人再难在港务航业界只手遮天，更多的宁波人得以进入港口，顾国光也在海关寻得了一份体面的工作。1933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浙江省)》按照货物聚散与进出关系，把浙江分为四大经济区，宁波经济区是仅次于杭州的第二大经济区，宁波海关自然颇为重要。因此，年轻的顾国光工资颇为丰厚，足够养活一家人。
顾国光的工作，有时是内勤，有时是外勤。做内勤便是一些协助申报、办理手续的活;做外勤便是上船检查。这怎么看都是一份轻松得令人羡慕的工作——穿着干净整洁的制服，眼前是蓝天碧海、悠悠白云，耳旁是海鸟愉悦的鸣叫和货轮快乐的鸣笛。谁想，1930年，而立之年的顾国光在一艘非洲来的货轮上做外勤时，一只酷似蚊子的小虫子咬了他一口。
起初，顾国光只是觉得叮咬处有点痒，也没放在心上。谁知几个月后，他突然发烧了，寻常的药吃下去怎么也不退烧。心里发慌的周瑶琴和顾国光急忙忙地赶到大医院，医生严肃地告诉他们，顾国光得的是黑热病，罪魁祸首就是当初咬他的虫子，一种叫做白蛉的吸血昆虫。
黑热病是一种寄生虫病，由白蛉传播，主要的症状是发热和脾肿大。14世纪，黑热病曾肆虐欧洲，短短五年，竟导致欧洲1/3的人口死亡。而在中国，黑热病在解放前一度位居死因的第二位，可见其凶险。
惊慌不已的周瑶琴赶紧将已气息奄奄的顾国光送到了北京，期盼大城市的大医院能挽救丈夫的生命。可惜丈夫此时已病重，医生纵有回春妙手，也难以救活他了。
在被黑热病折磨了数月后，顾国光终于耗尽了生命。周瑶琴哀声啼哭，摇曳而暗淡的灯光将她的影子投射在顾国光僵硬的尸体上，整个屋子都沉陷在一片悲痛之中。
顾国光去世后，留下四个年幼的儿子——顾方乔、顾方舟、顾方方、顾方奎，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顾国梁。往日，顾国光就是家中的顶梁柱，如今顶梁柱塌了，养家糊口的重任落在了周瑶琴一个人身上，家庭一下子陷入困顿。
好在海关赔付了400元保险金——这在当时是笔非常可观的数字，相当于一位警察三年的工资，或可以在市场上买到700斤猪肉或6000斤大米。若按现在的生活水平算，大概相当于十余万元人民币。
饶是如此，用这笔钱抚养一家六口，还是有些捉襟见肘。大儿子顾方乔、二儿子顾方舟已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教育支出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钱窟窿。周瑶琴虽是小学教师，但那点收入真是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一个女人拖家带口地独自在社会闯荡，实在是难之又难，少之又少。要知道，那时虽然女性开始觉醒，但女权运动尚未兴起。张爱玲在她的成名小说《倾城之恋》中，勾勒出了20世纪30年代女性的生存困境：白流苏不堪前夫的家庭暴力而分居，七年后丈夫去世，亲友们冷嘲热讽，迫其再婚。白流苏面对的困境，也是中国女性的生存梦魇。美国汉学家李欧梵说：“在《倾城之恋》中，再婚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社会必需”，“传统的环境逼迫她去寻觅新的婚姻前途”。大上海尚且如此，宁波风气能开放到哪去?因此，对周瑶琴来说，再婚是她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怎么办呢，难道真的要改嫁吗?
深夜的一声犬吠拉回了周瑶琴的思绪，也把小儿子吓得哇哇直哭。她赶紧抱起孩子，轻柔地摇动着臂弯，哄他入睡。看着孩子渐渐入睡，她疲惫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笑意。小家伙够苦的，这么小就没了父亲，如果改嫁，继父会接受他们吗?会卖了他们吗?纵使愿意勉强养活他们，又会对他们好吗?
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男权中心的社会结构、经济上的贫困，昭示着周瑶琴改嫁后的坎坷命运。
“我……我要是改嫁，孩子们就完了!”想到这里，周瑶琴摇了摇头，坚定了盘绕心头已久的想法：辞了教师之职，去杭州学助产，自己带大这些孩子!
那时，助产技术的革新刚刚开始。大部分地区还是传统的接生婆接生。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记者对一个从业14年的接生婆进行了采访，她“穿着洋缎的袄裤，扎着腿，头上戴着一朵大红花，髻上插着一双银挖耳”，这是当时接生婆的典型打扮。记者询问她遇到难产怎么办，她回答：“我们有一定的秘密的药方”，“我自己不识字，但哪种药方治哪种病记得很清楚”。若“产妇晕血，只须用铁秤锤放在醋里烧热以后，送到产妇的鼻子旁边，熏一忽儿”;若婴儿一双手先下来，就拿一点盐放在婴儿左手上，婴儿自然会把手缩回去;遇到坐落生(臀部先下)，则“不用什么手法，佛祖爷自然会保佑着生下来”。可以看出，接生婆的做法对于产妇，特别是难产的产妇来说，很难有保障生命安全可言。实际上，当时全国每年约有21.76万产妇因生产死亡，死亡率高达5‰。
而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成熟的西医产科，以其科学性和安全性，渐渐得到了中国百姓们的认可。一些开明的人家，已经开始摒弃接生婆，寻求助产士的帮助。就连妇女到庙中求子时，有的僧侣甚至也会说，“如果不行，就去看看洋医生”。因此，民国政府将妇幼保健列为公共卫生的重要内容，西方新式接生法得到了大力推广，这成为民国政府在发展公共卫生方面最有成效的工作。一时间，助产士“供不应求”。
因此，34岁的周瑶琴，很快就拿定主意：去学助产技术，回来开助产医院。她略加打听，便选定了杭州私立广济助产职业学校。那是一家由英国传教士们开办的学校，在省内颇有名气。周瑶琴曾是小学教师，颇有些知识，在当时的妇女中已是难得，因此，她很顺利地就被录取了。
1932年9月，将顾国光的保险赔偿金给了母亲一部分后，周瑶琴便带着养家糊口的重任，独自一人前往杭州求学。隆隆的车声中，宁波渐渐地被抛在后面。不知她凝望着车窗外急速后退的房屋和田野时，内心是不是充满了不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