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8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脊灰死疫苗的生产情况前，政府就考虑到了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并将这项任务交给医科院副院长沈其震负责。那时，沈其震还不知有活疫苗，故而筹建的是死疫苗生产基地。
1958年9月，在顾方舟的陪同下，沈其震将医学生物研究所选在了云南昆明西山区的一个山沟中。1959年1月，国家卫生部批准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并在云南省正式成立了筹备处，负责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风光秀丽，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因此以“春城”闻名中外。“芙蓉出水天边秀，翠黛修眉云外横”的西山、“倒映群峰来镜里，雄吞万派入胸中”的滇池、“寥叶红时魚正肥，日斜收网晒蓑衣”的生活，让这里成为祖国西南的一片天堂。
沈其震看中的，自然不是这里的美景，而是这里距离西双版纳较近，又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有助于疫苗的生产。抗战期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即驻扎于此，可见这里的独特魅力。
正当沈其震为死疫苗生产基地忙前忙后的时候，回国的顾方舟带来了活疫苗的消息。卫生部采纳了他的活疫苗路线，活疫苗生产基地也选在了这里——几乎与原先的死疫苗基地没有太大差别。于是，昆明玉案山的花红洞山沟，由一座鲜有问津的小山沟，变成一个为几十亿中国人生产脊灰疫苗的基地。
玉案山在昆明的西北郊，山脚有个破败的海源寺，鲜有人攀爬。这里风光颇为秀美，松林遍山，秀木成荫，石涧交错，晴雨无定，风起松鸣，涛声轰响。唐朝诗人道南在题为《昆明玉案山》的诗中写道：
松鸣天籁玉珊珊，万象常应护此山。
一局仙棋苍石烂，数声长啸白云间。
乾坤不蔽西南境，金碧平分左右斑。
万古难磨真迹在，峰头鸾鹤几时还?
玉案山上，有一座防空洞，有两三个人高，很是宽敞。防空洞在半山腰上，从山脚看去，洞口茂密的树枝恰到好处地遮住了它的影子。这座防空洞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挖的，它见证了一段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后来，它就被慢慢废弃了。草木渐渐爬进洞里，泥水和沙石渐渐隐没了它的土地，当它以为这辈子再也难闻人声时，一群工人却住进了这里。
他们是沈其震派到这里修建脊灰疫苗生产基地的建筑工人。
中国人做事，大多喜欢讨个好彩头，求个心安，仿佛这样就有上天眷顾了。然而，上天却没怎么善待这些北京来的年轻人。刚下火车，迎接他们的，就是漫天大雪，让他们连打好几个冷战。
来昆明前，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对昆明的唯一印象就是“四季如春”。如今万万没有想到，春城还能飘雪。他们可是连避寒的衣物都没准备就来了，能不冻得直哆嗦吗?
来不及适应这里的气候，他们就立刻投入到生产基地的建设中了。但他们很快发现，这里的一切比那漫天大雪还要艰难很多，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首先，是设计上的困难。当时，北京的设计部门人力紧缺，仅是首都的设计任务就已让他们忙得团团转，根本无暇承担生产基地的设计任务。在顾方舟的多方协调下，云南省设计院最终承担了此项任务。面对资料少、时间紧迫的困难，云南省设计院的设计师们简化了设计程序，打破了传统的多阶段设计方法，采取自己参加实际工作、完成初步设计、领会使用意图、一次出图的方法，迅速完成了设计。如此一来，过去最短也得半年的设计过程，云南省设计院的设计师们从搜集资料到完成全部设计，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堪称奇迹。
第二，交通运输的困难大到几乎难以想象。他们需要在山上建起一座座房子，所需要的钢筋建材，昆明竟然几乎都没有，所有的材料只能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运过来。
也许你对车速没有概念。实际上，即便是交通发达的今天，坐着经过了六次全国大提速的火车，从北京去昆明也要近两天。而在20世纪60年代，火车更是慢得难以想象，两地间运一趟物资要一个月之久。
火车站在昆明的东郊，离玉案山还有很远的距离。等到火车将这些材料运到火车站，就要靠汽车运到市区了。
当时，即便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货车都是很紧缺的，更何况昆明。整个昆明只有五六辆货车可用，又有很多单位、很多项目需要，不可能让整个城市建设都让位于疫苗基地。
怎么办呢?沈其震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马车运。
于是，在火车站和玉案山的路上，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副场景：一队马车驮着大批的建筑材料，浩浩荡荡地走在泥泞的路上——这条路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马路”了。这看似有趣的场景，却是饱含着辛酸：这条路又远又难行，泥泞不堪，单靠这些马车运送成百上千吨的物资，是多么庞大的工作量啊!
更为艰难的是，纵然是效率低下的马车，也只能将货物运到玉案山脚下的海源寺，再也无力向上爬了。于是，这些货物自然要落在小伙子们身上——要靠人力背上山去。
在小学语文课本里，我们都学过一篇叫作《挑山工》的课文。这篇文章由著名作家冯骥才创作，描绘了泰山上的挑山工们的艰辛劳作和惊人毅力，赞颂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攀登精神。而与挑山工比起来，玉案山的小伙子们也是一样的艰辛：他们咬着牙，将砖石、钢筋背在自己湿透了的后背上，再向前几步，放到自制的小推车中，然后躬着身子一步步往上爬。这二百米的高度，用盘山小路运上去，竟要走上四五公里，一趟运下来就腰酸背痛了，顾不上休息，就要匆匆下山，再运第二趟。一天下来，衣服都湿透了，有时候衣服竟能结上冰碴，真是说不出的难受。
除了运输艰难，物资也是十分紧缺。
从北京运来的材料，对建设庞大的生产基地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就拿最常用的水泥来说，北京只提供200袋，也就是10吨，相当于仅能勉强在农村盖一个90平方米的土房子。至于钢材、木材，更是捉襟见肘。顾方舟不得不四处奔波，请求各个可能有资源的单位资助一些，东拼西凑，才勉强凑足了数。有一次，仅仅为了解决一桶汽油，他们派了两位工作人员一大早就守在省委门口等候。
而生产、实验所需的科学用品，比这些建材还要难找百倍。比如实验中最常见不过的培养瓶，也要跑去千里之外的上海购买。有些科学用品买不到，需要调配，更是需要动用各种关系、历经各种曲折才能搞到。当时的工作人员王志安后来回忆道：
当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冷库因为缺乏氟利昂，几乎快保持不住低温了。当时我们非常焦急，如果再不搞定氟利昂，我们生产的疫苗就都废掉了。
所里派我去北京购买氟利昂，要求我无论如何也要把氟利昂搞来。我来到北京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根本搞不来氟利昂，急得没办法，真是要掉眼泪了。
后来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找周总理试试。我说，我怎么能见得到总理? 那人说，你去打电报，十万火急告急。我就到了邮电大楼拍电报。邮电局的年轻小伙子说：“你就这点儿事情找周总理?周总理多忙啊? 不给你发!”
我说：“周总理是到过我们所的。而且，如果我们所的疫苗坏了，整个国家的小儿麻痹病人都得不到治疗，你可要负责任!”
后来他们也没办法，只好给我拍了电报，发到周总理办公室去了。晚上我接到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我去铁道部找某个人。第二天我去了铁道部，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至于一些更高档的材料、试剂，比如消解细胞用的胰蛋白酶、培养细胞的培养基，都需要从美国进口。那时抗美援朝刚结束，中美尚处敌对态势，几乎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在美国出口管制分组中被列入管制最严格的级别组(Z组)。顾方舟跑前跑后，通过各种关系，才辗转买到这些实验用品。
有些实验设备连进口都无法解决，只能国内试生产。比如高压消毒柜，国内的消毒柜很小，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疫苗的需求，需要重新制作。当时是计划经济，买设备可不是下个订单那么简单，几乎连原材料都要跑各种关系调配。仅是高压消毒柜所需的钢板，就是顾方舟和同事们从首钢、武钢、鞍钢三个大厂调来的。调来后还要自己从昆明运到上海，这种困难在今天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令人欣慰的是，昆明人民热情、善良，听说他们是生产小儿麻痹症疫苗的，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省委的一位处长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弄到汽车、汽油;医院的医生、护士听说这里缺人建实验室，也很乐意前来帮忙。当地人的帮助，让大家心里暖暖的。
顾方舟也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建设中来。他对苦活、重活从没说一个“不”字。一袋水泥200斤，顾方舟扛起就走，毫不拖泥带水。有时为了给蔬菜施肥，顾方舟还亲自跳到化粪池中，捞里面的粪便做肥料。山上没有冰箱，存不了疫苗，顾方舟每天把疫苗背到山下的肉制品厂冷藏，有时一天往返十多次。这一切，让工人们对这个曾留学苏联的知识分子刮目相看。
每天做着如此沉重的体力活，生活条件却是无比艰辛。大家衣着破烂，连条完整的裤子都没有，就卷着半截子裤腿干活。没有帐篷，大家就只能住在山洞当“野人”，平时阴冷潮湿也就算了，碰到下雨，竟和洞外毫无区别。
尽管困难像山间的浓雾飘散在这郊区的山沟里，但大家从未抱怨，乐观的心像阳光一样穿透云雾，洒在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树叶上。在一张当年拍摄的照片中，11个工作人员弯着腰，双腿迈开，充满了前进的力量。他们的背上和手上，有
一根绷得紧紧的绳子。绳子连在木头上，木头上固定着一块横放着的、厚重的水泥柱——这便是他们自制的“压路机”了。在六张能看得清面容的脸上，充满了热情喜悦的笑容，仿佛做的不是苦力，而是开心地与自然做着搏斗。
1959年顾方舟(前排右一)在昆明与职工正在建设工地平整地基
就在前两天，有人受不了走了。这是一个北京来的中年人，本身就有高血压，对这海拔2000米的云南难以适应，每天又要做如此沉重的活，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好、睡不着，哪能吃得消?他向沈其震院长打了报告后，也不好意思让大家相送，就默默地走了。
听说了昆明的困难情况，沈其震沉吟许久，给顾方舟拨了电话。他直接而又诚恳地问顾方舟：“你要说句实话，这个到底能不能干?”
顾方舟是这里的所长，当然知道这些，但疫苗研制如此急迫，再艰难也得干啊! 小孩瘫痪、家庭痛苦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他诚恳而坚决地回答道：“困难是有的，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然而，此时的情况根本不容乐观。中苏关系几乎全面恶化，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一怒之下，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仪器、资料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地销毁。原本苏联答应帮助建设生产基地，但一夜之间背信弃义，一张图纸都没留下就拍拍屁股跑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1959—1962年，恰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这三年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艰难、最为惨烈的三年。
顾方舟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当时党委会上，很多人表示不相信我们能在荒山里建起一座生物所。因此，党委又派了四五位领导，来到昆明实地考察。
他们一行四五个人来了以后，一看，这个地方要电没电、要水没水，马上就在这儿摇头。他们都认为，在这里生产疫苗，不可能。我只好据理力争，我说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沈院长非常支持我，在党委会上力争，结果上报到卫生部，卫生部拍板同意干。
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住都没地方住啊，就这么干，搭起炉灶来就那么干，吃也吃不饱，那段时期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
顾方舟和同事们的生活也非常拮据。令顾方舟心疼的是，每天都有员工眼巴巴地望着他，对他说：“所长，我饿……”粮食是买不到的，只能等着国家分配，而国家分配的数量又少得可怜——男同志每天才一斤大米。每天做着粗活、重活，又没别的东西可吃，光是一斤大米哪里够?更何况这一斤大米还吃不全——每天只能吃9两，多出的一两要存起来，作为战备。
莫说是顾方舟，即便是当时全国的核心项目原子弹的研发人员们也天天饿着肚子。时任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为他们征集粮食时，曾经动情地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啊!”
在困难时期，顾方舟和同事们一起面对困难，作为领导，他对同事们体贴入微，吃的苦头甚至更多一些。当时顾方舟的下属赵枚回忆，他到所里报到的那天，所里只有一辆老的破丰田车在修。顾方舟对赵枚说：“你在昆明住几天吧，这辆破丰田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你住几天去接你。”
但是，赵枚第二天早上就去报到了，他一大早出发，走到花红洞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当时没有东西吃，1961年本来国家就困难，北京咸菜都定量，昆明在那山沟里，简直苦死了，米线吃不到，什么也没有，只能在山上吃野菜。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哇”的一声人都跑了，赵枚以为出了什么事，一看原来是打菜师傅说每人再来一勺野菜。
那里的环境也很荒凉。有狼叫、有豹子跑……有人还曾看到豹子进到托儿所的院子里面去。但是顾方舟就在那立住脚了，带领大家站住了。
北京所有个年轻人带着五个月的孩子来做科研。孩子要吃米粉，没有锅，没有火，没有柴，他拿一根小勺在食堂的大灶跟前，煮米粉给孩子吃。他抱着五个月的孩子蹲在灶前，拿勺搅一搅，勺子一下子掉了，他就坐在那哭起来了，正好赵枚从那里经过，看着心疼得不得了。
礼拜天早上九点、下午四点开饭。山上的生活很枯燥，每个礼拜周末有联欢。顾方舟唱歌唱得好，他们还一起做游戏。赵枚回忆，顾方舟跟员工是一样的，没有领导的架子。干起活来的时候，顾方舟也带头，挑东西、搞卫生之类的体力活他也干，而且什么累他干什么，都带头干。
一次，猿猴室发生了骚乱：一个饲养员饥饿难耐，竟打起了猴粮的主意，偷的时候被发现了。他被群情激奋的群众扭送到顾方舟面前。
顾方舟打量着这个一米八的大小伙子，他皮肤蜡黄，嘴唇没一点血色，顾方舟心里就软上了一分。他问道：“你为什么要偷猴粮?”
小伙子低着头，两手摆在身前，不知放哪儿好。巨大的羞耻和恐惧，让他的心颤动不已。许久，他才嗫嚅道：“我……我饿……”声音小得几不可闻。
顾方舟心里一阵难受。一米八的大个子，光是那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和畜生争粮食，疼的是人心啊! 他摆摆手，温和地教育了他几句，就让他走了。
9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生产基地红瓦黄墙，掩隐在玉案山葱郁的树木中。
猕猴繁殖园用高大的墙围了起来，只有一个狭窄的铁门出入。猕猴是大家去西双版纳的茂密森林里抓的，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们在蚊虫密布的老林中，花了一两年才抓到这些猕猴，现在想来，真是辛酸而有趣。每天，饲养员都要给他们喂水果，猴子间争食的场景，总让人忍俊不禁。
疫苗生产楼是这里的主楼，高大威严，两根石柱似有无穷的力气，将这幢楼撑得笔直。两柱之间挂着一面大钟，提醒着进出的人们惜时。看着这面钟，顾方舟不禁想起家乡宁波鼓楼上的大钟，两地相距甚远，却是一致的时间，一同向前迈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