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种怪病侵袭了江苏南通，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466人甚至死亡，病死率高达27.75%。随后，这种怪病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怪病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咆哮着吞噬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
 与疾病同样蔓延的，是大面积的恐慌，一时间人人谈之色变。在发病率最高的南宁，家家户户把门窗关得死死的，任凭孩子百般央求，家长也不让他们踏出家门半步。
 根据临床表现，医生们很快确定，这如洪水猛兽般的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
 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一块距今3500多年的埃及浮雕上，就有脊灰的最早记录——一位年轻祭司的一条腿萎缩了，与脊灰的症状相似。1789年，英国的医生伍德胡德作出了世界上第一例脊灰的临床描述。1921年，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冰冷的海水里游泳后，忽然双腿麻痹，经诊断是患了脊灰，从此瘫痪——他恐怕是患了脊灰的人中最著名的了。
 在顾方舟所著的科普文章《怎样预防小儿麻痹症》中，他生动地描述道：
 小儿麻痹症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在自然的条件下，这种病毒只能使人发生小儿麻痹症，因此叫作人类小儿麻痹病毒。这种病毒很小，小到比头发丝还细几十万倍。用最好的光学显微镜也看不到它，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几万倍，才能看到一个个圆形的病毒。
 小儿麻痹病毒虽然很小，但是对人的危害却很大。由于这种病毒的传染性很强，几乎每个孩子迟早都可能受它的感染。在我国，这种病多半发生在夏秋两季，得这种病的多半是六个月到七岁的小孩子。
 小儿麻痹病毒是怎样跑到人的身体里去的呢?它侵入到人体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胃肠道。病毒从健康带毒者或者小儿麻痹症病人的大便里排泄出来以后，污染四周环境，比如地板、玩具、家具，别的孩子摸了这些东西，就会把病毒沾到手上，再用手拿东西吃，或是把手指头伸到嘴里的时候，就把病毒吃到肚子里去了。病毒通过胃进到肠子里，就在肠子里繁殖起来。
 脊灰通过病毒从消化道传染，一般破坏脊髓神经，从而导致四肢不同程度的瘫痪。严重的，甚至破坏延髓的呼吸中枢，使患者的呼吸肌无力，产生呼吸麻痹而死亡。肺本身没有肌肉，而是依靠呼吸肌规律工作来保障人的正常呼吸。呼吸麻痹后，肌肉便无法再保障人的正常呼吸。侥幸存活的，也要依靠一种叫作“铁肺”的笨重设备辅助呼吸。
 “铁肺”实际上是当年的呼吸机，由一位叫德林克的哈佛教授发明。这是一个铁匣子，有1.87米长，1.65米高，1.12米宽。在前端是一个橡皮软垫围着的嘴。德林克把病人放在气密箱中，病人的头通过一个柔软的气密领露出箱外。用泵使气密箱里的气压产生有节奏的升降，使胸腔进行有规律的扩张，可以代替呼吸肌肉工作，维持患者生命。
 1936年春，一位名叫史奈特的美国年轻人在中国患了脊灰，脖子以下的肌肉开始瘫痪，无法用肌肉呼吸。而恰巧北京协和医院存有全国唯一一部“铁肺”，拯救了他的生命，轰动了全国。史奈特一直活到了1954年，经常出现在美国的报纸、杂志中。除了几乎禁闭在呼吸机的狭小空间里，他对于生活有着跟正常人一样的追求，他在1939年结婚，后来有了三个儿女。
 脊灰至今无法治愈，只能预防。但得了脊灰的患者不愿放弃生活的期望，纷纷赶往大城市寻求治疗，祈盼大城市的名医能够挽救自己的生活。一时间，全国出现了很多“背包族”：父母们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残疾，就背着幼小的孩子到城里遍寻名医。
 有一位母亲，遍访名医无果后，带着最后的希望，来到了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在这里，她找到了脊灰研究室主任，顾方舟。
 1955年夏，顾方舟以论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取得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他被任命为卫生部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脑炎室副主任，从事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研究工作。
 此时的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工作。对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技术专家，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1956年1月，刚回国的顾方舟，就被派去参与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一家人也就从大连搬到了北京。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科技规划，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一次成功管理实践。通过规划的实施，我国初步建立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队伍，科学技术水平从十分落后的状况大体达到了国际上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资源勘探、工业和农业科技、新兴技术、医学科学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
 1957年，顾方舟带领一个研究小组，来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那一年，面对日趋严重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疫情，确立国内流行的脊灰病毒的类型、建立脊灰的实验室诊断标准迫在眉睫。为此，中国政府邀请苏联专家索柯洛夫在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举办脊灰病毒培训班，并指导中国脊灰病毒的相关研究。
 当时，顾方舟留学时因与索柯洛夫在相同的实验室而相识，索柯洛夫便指名顾方舟帮助他共同举办培训班，并且辅助进行研究。
 军事医学科学院创立于1951年，虽然年轻，却是解放军的最高医学科研机构。顾方舟担任助理研究员，是那时的中级职称，相当于主治医师、工程师。在这里，顾方舟与苏联专家索柯洛夫一道研究脊髓灰质炎，主要负责建立猴肾单层上皮细胞的制备及培养方法、制备脊灰病毒类型的免疫血清、制定病毒分离及定型的方法。他还和索柯洛夫合作了一篇科普文章《小儿麻痹的预防》，发表在《中华儿科杂志》上。
 三年后，对脊灰已颇有研究的顾方舟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担任脊髓灰质炎研究室主任，专心研究脊灰这一可怕疾病。
 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于1956年，坐落于著名的商业街王府井旁，东面紧邻国内最好的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尽管四周喧嚣，但一进入实验室，顾方舟就被工作深深地吸引了，实验室成了这片闹市中的一处净土。
 担任主任不久的他，就取得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建立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
 当时，尽管临床判断该病为脊灰，但脊灰病毒有Ⅰ、Ⅱ、Ⅲ三个血清型，也就是说，有三种脊灰病毒，均可引起脊髓灰质炎。然而，国内流行的是三种中的哪一类型仍未确定，病原学、血清学研究进展几乎为零，进一步的科研和临床治疗就无从谈起。
 此外，脊灰的实验室诊断也未建立，大多数的诊断只能依靠患者的临床表现，如发热、瘫痪等，这是很不准确的，误诊率高达15%——一些与脊灰无关的疾病，如各种损伤、急性骨髓炎、格林巴利综合征等病的症状与脊灰十分相似，仅仅从临床表现上难以区分。如果不能确诊，将会严重影响疾病的治疗。
 这就好比我们现在感冒去医院，如果不做血常规检查，仅凭流鼻涕等症状，很难判断感冒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引起的。而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感冒，治疗方法当然完全不同。如果是细菌感染，大多是吃一些抗生素，如果是病毒感染，服用抗生素无效，大多休息几天就好了。
 因此，确立国内流行的脊灰病毒的类型、建立脊灰的实验室诊断标准迫在眉睫。
 为此，1957年，顾方舟调查了国内几个地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南京、南通、武汉、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南昌、湘潭、银川等12处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
 在上海，顾方舟等人从传染病医院和儿童医院临床诊断和疑似脊髓灰质炎的住院病人中收集726份粪便标本，取其中344份标本分离病毒。344份标本中有281份标本诊断为脊灰，63份为非脊灰 (乙型脑炎、脑膜炎等)。这一次，顾方舟等人共分离出病毒140株，经过定型，确定为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共116株，其余24株病毒不能用型特异免疫血清鉴定。116株病毒中，Ⅰ型97株 (83. 6%)，Ⅱ型15株(12.9%)，Ⅲ型4株 (3.5%)。顾方舟等人还研究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分离率与临床症状、取标本日期以及粪便悬液接种量之间的关系。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1958年，顾方舟等人在《中华寄生虫病传染病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他们从上海爆发的脊灰中，收集了临床确诊和疑似脊灰病人的粪便标本，这些标本来自传染病医院和儿童医院。他们取出其中344份标本分离病毒，有281份(81.7%)确诊为脊灰，而63份(18.3%)为非脊灰，确诊为乙型脑炎、脑膜炎等。他们分离并确定了116株脊灰病毒，其中Ⅰ型为主(83.6%)，Ⅱ型(12.9%)和Ⅲ型(3.5%)为次。
 在科普文章《小儿麻痹症的预防》中，顾方舟这样介绍当时的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脊髓灰质炎病毒可以分为三型，这三型都能引起人发病。但受第一型病毒感染后所获得的免疫，不一定能抵抗第二或第三型病毒的侵袭。以往，引起人发生脊髓灰质炎的大多是第一型，最近第三型渐渐增多起来。
 ……
 小儿麻痹病毒对外界各种因素的抵抗力很强，病毒在牛奶及乳制品中可以生存三个月之久在粪便中，在低温下可以保存得更久。
 有几种化学药品可以在半小时内杀死脊髓灰质炎病毒，如1%氯胺溶液、浓石灰溶液、3%～5%福尔马林、0.1%过锰酸钾、过氧化氢等，也可用通氯或煮沸的办法杀死水中的病毒，阳光照晒对这种病毒也有致命的作用。而现有的各种抗生素并不能抑制本病毒的繁殖。
 这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并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证明了Ⅰ型为主的脊灰流行。顾方舟建立了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填补了病原学、血清学研究的空白。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战。
 1958年，顾方舟领导的病毒所对北京市六个托儿所及一个居民点的儿童及成人带病毒情况进行调查。该调查证明，在流行季节，北京市托儿所内健康人带病毒率很高，有病例发生的托儿所内带病毒率高20%～40%，无病例发生的为10%。这一发现证明，脊髓灰白质炎病毒在北京市儿童集体中广泛地散播着。此外，他们还发现，82%的带病毒者在病例发生后一个月已不带病毒，有约18%儿童仍然带有病毒。这些发现，为预防脊髓灰质炎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流行病学资料。
 那位走投无路的母亲，听了医生的介绍，得知北京有这么一位研究脊灰的专家。对未来本已经绝望的她，犹如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背着孩子，千里迢迢寻了过来。
 “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一看到穿着白大褂的顾方舟走出实验室，她便如见到救星一般，眼睛里闪动着希望的火焰。她紧紧地攥着顾方舟的胳膊，充满期盼地看着他，仿佛他的口中能蹦出令她宽慰的解药。
 顾方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看了看孩子，眼睛扑闪扑闪的，很是机灵，身子却瘫痪了。这么小、这么可爱的孩子，就成了残疾人，永远不能和伙伴们自由地玩耍了，永远不能在阳光下欢快地奔跑了，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
 但是自己又能帮助孩子什么呢?病毒对脊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伤，即便是国外最顶尖的医生，都难以改变他残疾的命运。
 顾方舟难过地低下了头：“同志，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他越说声音越低，到最后两个字时自己都听不见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母亲眼中希望的火焰渐渐熄灭，却不能伸出援手，是多么的悲痛和无助啊!
 这位母亲两眼无神，却在不断地哀求着：“求求您了，救救我的儿子吧! 救救我的儿子吧!”也许在她的眼中，顾方舟早已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研工作者，而是自己这些日子的信仰，是命运之神。她知道顾方舟已经救不了她的儿子，她一遍遍地祷告，其实是祈求上天的眷顾……
 “完全治好这个病，难……你只有去医院，找整形科的大夫，恢复一定的功能……”顾方舟难受地宽慰道。他知道，自己是研究脊灰的专家，他的这些话无疑是宣判了这个孩子的死刑——他要在瘫痪中度过一生啊!
 这位母亲瘫坐在长椅上，就像世界崩塌了一般，本来坚毅的眼睛也没了神采，呆呆地望着地面。
 顾方舟心里一样难受。家长那眼神，恨不得自己瘫痪了以换得儿子健康，看着多让人心酸，多让人内疚! 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最后居然找到了这里，而自己不但不能帮到她，还掐灭了她最后的希望。可自己能做什么呢?这病，在全球都不能治愈啊! 只有尽快研发出疫苗，让别的孩子远离疾病!
 最终，顾方舟也不知这位母亲是否去了整形科，他只知道，这位母亲在研究所的椅子上，呆坐了好久，好久……
 然而，顾方舟内心的火焰已经升腾，他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脊灰，让这些被疾病折磨的家庭重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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