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组织要派遣顾方舟去苏联留学，读研究生!
 电台、报纸、街头到处都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一幅中国官方宣传画上，一个工人穿着工作服，戴着手套，两手各按着一块砖，目光坚毅地望着远方：一座高大宏伟的欧式建筑，正中悬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在整个画面的正中写着苍劲有力的八个大字：苏联是我们的榜样!
 如今，自己能去天堂一般的苏联留学，哪有不兴奋的道理?岂止是兴奋，顾方舟一家都欣喜若狂，为这个好消息激动着。要知道，能被国家选为首批赴苏留学生，这是多么大的荣耀!
 从炮火和废墟中走出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决心以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为范本，勾勒一幅崭新的社会蓝图。早在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指出：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他们(指苏联共产党人)不仅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很快意识到，现有人才水平和人才储备，与国家日新月异的建设需求相差甚远。于是，中央做出了向苏联大量派遣留学人员，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
 留学生的选拔、培养、管理、任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多个部门的分工、协作。留学工作被提高到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高度。这项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并设立了由聂荣臻(代表国家科委)、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陆定一(代表中央宣传部)组成的留学生领导小组。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外交部、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各部委细致分工、密切配合，保障整个工作有序进行。而留学人员的选拔采取“严格选拔，宁少毋滥”的方针，选出“学习和工作中一贯表现忠诚积极、思想进步、品质优良、纪律性强、有钻研精神及培养前途者”。
 顾方舟能在国家层层筛查、精挑细选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首批375名留苏生中的一员，能不感到光荣吗?一股巨大的喜悦仿佛奔腾的瀑布涌遍他的全身。在梦中都不敢想象的事情，居然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是怎样的兴奋与荣耀?顾方舟感到了祖国给予他的厚重的信任和期望，责任感与使命感让他激动万分。他暗下决心，到苏联一定不荒废时间、刻苦学习，早日回来为国家作贡献!
 作为领导，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廖鉴亭所长也很高兴。廖鉴亭是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1947年即受中共旅大地委的指派，从日本手中接收了研究所。他是个四川人，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能力很强，脑子很好用，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来卫生研究所前，曾担任过359旅的卫生科长。他还于1948年写过一本名为《破伤风》的红色医疗文献。
 廖鉴亭心肠好，很会体贴人，研究所里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一见到顾方舟，廖所长就像见到了宝贝疙瘩，一阵关照后，廖所长就提出了思考已久的问题。
 他笑眯眯地对顾方舟说：“小顾啊，去苏联前，把婚结了吧!”
 那时，尽管李以莞和顾方舟已相识多年，但因为工作的关系，至今尚未完婚。原本他们打算待双方工作都稳定下来再结婚，可现在顾方舟要去苏联留学，一去就是四年不能回来，还怎么结婚?顾方舟正为这事发愁呢，如今廖所长主动提起这事，岂能不喜上眉梢?于是他忙不迭地答应了下来。
 刚答应完，顾方舟又犯愁了：结婚可是个大动作。置办家当、操办酒席、邀请亲友等不一而足，而自己待在大连的日子没剩多久了，岂是这几天就能完成的?如今什么都没有准备，拿什么结婚呀?
 于是顾方舟又腼腆地问道：“所长……我们什么都不会，怎么结婚啊……”
 看着这“活宝”的窘相，廖所长哈哈一笑，浓密的眉毛像做了广播体操一样舒展得开开的。他像早有准备似的，大手一挥道：“这好办!”
 随即他便叫来了总务科科长，当着顾方舟的面，廖所长对科长说：“咱们这个‘活宝’要去苏联啦，咱们所里要帮帮忙，让他走之前把婚给结了，这事就交给你办了!”
 对着科长布置了一番后，廖所长又转过身，笑眯眯地对顾方舟说：“这事你就别操心了，钱、人所里都给解决! 你啊，好好准备去苏联的事，到了那边就代表我们所、我们国家了，给我们好好长长脸!”
 于是，1951年8月8日，顾方舟的婚事，就赶在起身赴苏前7天完成了。要知道，那时赴苏的人中，大多有顾方舟同样的问题，但鲜有单位出面解决。廖所长的关怀，像春风一般吹进顾方舟的心里，他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拼命学习，才能对得起所长的爱护，才能有脸见江东父老啊!
 1951年7月，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375位优秀青年云集北京。在他们当中，既有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也有意气风发的高中学生;既有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40多岁了，而年龄最小的，还不到20岁。《人民日报》不无骄傲地描述道：“此次留学生中大部分是具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革命知识分子。”
 24岁的顾方舟也在其中。
 国家给顾方舟等人配备了堪称奢侈的全套装备，光是服装，就有棉大衣、西服、领带、中山装、衬衣、睡衣、毛衣、工作服、皮鞋、皮帽等。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得非常周全，还有每月800卢布的生活费。有了这些，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了，就是自己的母亲来给打点行装，恐怕也不会考虑得如此周到。服装面料的质地，都是当时的上品;而丝绸，更是绝对的珍贵稀罕之物。
 而所有这些，都是国家从远非宽裕的国库中拨钱为大家置办的。提起这沉甸甸的皮箱，顾方舟等人能够感受到祖国对他们寄托的沉甸甸的希望。
 在北京饭店，周总理亲自参加了为顾方舟等人举办的欢送宴。北京饭店位于首都的中心，毗邻昔日皇宫紫禁城，是一座富丽堂皇的高级饭店。解放后，北京饭店成为新中国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重要场所，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一度成为北京城内现代化和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仅1950年，《人民日报》就提及北京饭店34次，可见其承载着酒店功能性和特殊政治身份的双重使命。
 在这座被称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饭店里，周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将祖国人民的全部期待归结为十六个字：“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每一个人出去学习，国内要花培养30个农民的钱，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见大家一脸的严肃，他又笑了笑：“争取考5分，如果考4分在党支部要受批评，考3分的话自己背着铺盖卷回来。”^①
 本来很紧张的顾方舟，看着总理如慈祥的长者，一下子轻松了起来。他对总理已经仰慕许久了：无论是他“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壮志，还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悲怆呐喊，无论是他光明磊落、求真务实的精神，还是他严于律己、谦虚谨慎的品德，无论是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还是对人民无私的爱，都深深地印在顾方舟的心中。
 今天，自己最最敬爱的周总理就在身边，对他的尊敬、仰慕和爱戴之情强烈地冲击着顾方舟，像无可阻挡的洪水一样，将他心头的种种胆怯都卷走了。在一番思量后，顾方舟对身旁的两三个同样跃跃欲试的同伴说道：“我们去给周总理敬酒怎么样?”
 顾方舟的提议与他们不谋而合，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于是，他们几人鼓起勇气，端着酒杯走到周总理身边。
 顾方舟朝周总理鞠了一躬，然后敬酒。面对敬爱的周总理，顾方舟把想好的“台词”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缓了好一阵，他才面红耳赤地说道：“周总理，我们向您敬酒!”
 周总理看出了顾方舟的紧张，他露出慈祥的、长者般的微笑，用缓和、沉稳的语气关切地问道：“你是学什么的呀?”
 顾方舟压抑住激动答道：“我是学医的!”
 周总理笑着“哦”了一声，举起手中的酒杯，沉稳、有力地与顾方舟的酒杯碰了碰，喝了一口酒。顾方舟身后的两位同学羡慕极了——和总理碰过杯，是多难得的荣耀呀! 顾方舟也是难掩兴奋，立刻仰起头，把杯中的酒咕嘟咕嘟全喝下肚了。^①
 临行前，周总理又亲自前往火车站送行。这是一个秋天，一个收获的季节。迎面吹来的风中夹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气，数不清的桂树在秋天明朗的阳光下高高地举起浓密的枝叶，像是为这些即将奔赴异国他乡的青年们道别。375位青年如同即将上战场的士兵，气宇轩昂，排列得整整齐齐。他们内心涌动的不是离别之愁，而是报效祖国的决心，是对未来的期待。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虽是后来之作，但似乎见证了这一场面：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啊!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火车迎着候鸟，往北方奔驰着。车窗外，远处的山川延绵起伏，近处一棵又一棵树木飞快地掠过，池塘和稻田像一块一块镜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农民在吃力地赶着耕牛……
 顾方舟的心随着火车一起奔驰。他知道，我们勤劳、善良的人民被压迫、被奴役得太久了，他们本该得到的尊严、健康与富足，被侵略者、反动派压榨得一点不剩了。歧视与耻辱，如同锁上的紧箍，桎梏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数百年。如今，新中国睁开了睡眼，一个崭新、独立、自主、富强的国家即将站立起来，而自己又是这一伟大进程的亲历者、贡献者，是多么幸福、多么荣耀、多么自豪的事情啊! 他的命运，已经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留学苏联，就像一个神圣的使命，召唤着他年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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