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动物科学，是一门以实验动物资源研究、质量控制和利用实验动物进行科学实验的综合性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实验动物科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融合了动物学、兽医学、医学和生物学等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成果，发展为整个生命科学不可或缺的支撑学科。

我国正规的实验动物研究最早从1918年由齐长庆在原北平中央防疫处饲养小鼠开始。然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实验动物的研究发展都很缓慢。

顾方舟等人之前研究的供临床试验的疫苗，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一般的病毒疫苗采用由鸡胚或细胞培养增殖的病毒制备，就是将毒力减弱的病毒种入鸡胚或者细胞中，让病毒在其中繁殖，繁殖到一定数目后，加以处理即可得到疫苗。这种方法的原材料来源方便、制造程序简单，是研究中经常采用的疫苗制备方法。也有少数疫苗由动物组织制备。如羊传染性口疮疫苗用感染的羊痂制造，天花疫苗用牛或羊的皮肤制备。由于病毒可以在易感动物体内大量繁殖，这种制备方法的产量大，因此得到了顾方舟的青睐。

经过多轮讨论，顾方舟等人选择了猴肾组织来培养脊灰疫苗，这与Sabin教授采用的方法类似。既然选用了猴肾组织，自然需要猴子了。顾方舟所用的猴子，叫作恒河猴。

恒河猴又叫猕猴，是我国最为常见的猴类，它们适应性强、容易驯养繁殖、生理上与人类接近，因此一直是科研中比较理想的实验动物。

但即便是常见的猴类，也生活在山林中，而在首都北京，哪有足够的猴子供疫苗生产使用?临床试验时所提供的疫苗已是竭尽北京的全力，实在无法再扩大生产了。

怎么解决猴子的来源问题?大家把目光投向了祖国的南方——云南。在西双版纳的茂密树林里，有数万只猕猴，云南的猕猴数量比广西、海南等猕猴分布地还要多很多。若是抓一些回来饲养，就能够满足生产的需要了。

1959年3月，顾方舟组织了一支捕猴队，到边疆地区调查云南的猿猴情况。初步调查后，他了解到边疆地区有4种猿猴：恒河猴、熊猴、巴斯叶猴(恢猴)和平顶猴。顾方舟等人发现，以上猿猴的分布地区甚为广泛，一般多分布在边疆等人烟稀少的山区，特别是在西双版纳密林中。

1959年10月，顾方舟派人到临沧专区、大理自治州等地，再次进行猿猴的调查了解工作。

根据两次调查结果，顾方舟确定了猿猴的分布区域。这些地区多是多民族的边疆地区，资源丰富、水系发达、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坝区少、山地多。由于边疆地区气温较高，地形各异，植物类型较多，松树、杂木、竹林、杂灌密布，因此野果丰富，其中以浆果、核果较多，因此这些地区的猿猴分布量及群数比较广泛。根据调查结果，顾方舟请示上级后决定，在猿猴分布较广的西双版纳地区开展捕猴工作。

当时，猴子的活动给当地农业造成了很大破坏，农民已视猴群为当地一害。比如，顾方舟等人亲眼看到一块约8亩的玉米地遭到猴子的破坏，损失达800斤。在临沧专区耿马县孟撒区，农民反映每年遭猴群破坏的玉米损失达2万斤。因此，顾方舟组织的捕猴工作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首先摆在顾方舟面前的问题，是要选择合适的捕猴方法。当时，当地农民在与猴群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不少捕猴方法。顾方舟等人几乎尝试了每一种方法。

为了完成捕猴任务，顾方舟的同事们深入深山密林，有时露宿原始森林和山洞中，以观察猴子动态，引诱猴子到预定围扑区域。他们经常要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背米吃，有时都吃不上蔬菜油盐。他们还要爬过十多座高山峻岭，衣服和皮肉常被树枝划破，不管是风雨交加、天气炎热，他们都坚守在工作岗位。

起初，捕捉猴子要花二十天，有时达一个月。这一是因为生活艰苦，二是因捕猴地点处于祖国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需要注意国际关系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后来，他们边捕猴，边大胆进行了技术革新，创造了双圈捕猴法。

采用双圈捕猴法后，捕捉一只猴子的时间缩短为7天，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顾方舟等人以专业团队和群众相结合的捕猴工作方法，用一年时间共捕猴460只，圆满完成了捕猴任务。

猿猴饲养管理工作也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起初，顾方舟等人对猿猴的生活习性、生理病理状态、饲养管理等方面缺乏经验。有的工作人员不敢接近猿猴，对一些凶猛的猴王更是畏怕而不敢捕捉，有的工作人员甚至认为养猴子“没有前途”。在这样情况下，要想将生长在深山密林、吃野生食物、习惯热带气候生活的猴子捉来关在猴房里无疑是非常的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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