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夏天格外舒爽，阳光不像往日那般毒辣，而是快乐地洒在大地上。国外，美国的舰队让日本海军节节败退，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国内，国民党的军队开始了局部反攻，日军已呈颓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日军快撑不住了，抗战快胜利了。
 令顾方舟一家兴奋不已的另一个消息是：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 他离理想又近了一步!
 事实上，这已不是北大第一次垂青顾家了。数年前，顾方舟的堂叔就考入了北大。他的堂叔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追求进步的青年，在北大读完大学后，又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留学法国，留下新婚燕尔的妻子和尚在襁褓的孩子。在法国，他参加了一些进步组织。正当他打算回国、行李都已先托运回国内时，灾难降临了。他本欲取道苏联回国，却不幸地遇上了苏联的“大清洗”而惨遭杀戮，离世时年仅27岁。
 16年前，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京逐渐陷入衰败之中。紫禁城的红墙剥落失色，建筑工地半途搁置，水泥路破烂不堪，管线裸露，污泥遍地。失业率飙升，教授、政府官员甚至是以前雄踞一方的将军都沦落为与黄包车夫为伍的苦力。
 然而，坐落在京郊的北京大学仍保持着一份宁静，北大就像这个衰败而喧闹的都市中的一片净土。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1898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宣布开始戊戌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把变法中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却保留了新政时正在艰难筹建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天津的《国闻报》记载，“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京师大学堂被称为戊戌变法后唯一的幸存者。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被任命为首任校长。
 开学典礼上，顾方舟站得笔直，内心充满了庄重。终于，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可以踏入医学的殿堂，终于可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了! 他高举右拳，庄严的宣誓声在北大的校园里回荡：
 仰赖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波斯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直誓，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兄弟，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与吾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殛之。
 这是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写就于2400年前，于今已是职业道德的圣典。全世界所有的医学生，在入学第一天便要以此宣誓。这条在天地、诸神面前许下的誓言，就像洗涤灵魂的净水，让教会亿亿万万的医生们自洁自律、敬畏生命。
 甫入北大，顾方舟就爱上了这里的气氛，被这里蓬勃的朝气打动。著名学者、北大毕业生张中行曾描述：
 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都放幻灯片，很有意思。那天最后一次课……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 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大揖，听课之人报以微笑而散。
 不幸的是，北平沦陷后，日军操纵的华北伪政权统治着北大。在课程安排上，除原来一些专业课，增设了日文和伦理两门必修课。日文课是想让中国学生从感情上接受日伪统治，伦理课则想利用愚忠思想，提倡中日文化一体，宣扬“大东亚文化圈”。学校涌进一批日籍教员，大多数以教书为名、监视为实，也有一些为了谋生而来。部分日籍教员以占领者自居，一副殖民主义者的嘴脸，很让大家反感。
 顾方舟的生理课教师，就是个日本教授，这也难怪顾方舟最讨厌这门课了。这日本教授极得日本兵的神韵，极有“民族优越感”，动辄批评中国学生。临到上课，总是用日语趾高气昂地敷衍了事，根本不管学生是否听得懂。每当他上课，同学们就恨得牙痒痒。但日本还占领着北平，同学们敢怒不敢言。
 顾方舟最喜爱的，莫过于严镜清先生的公共卫生课。他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受美国医药团体资助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严先生高高瘦瘦的，眼眶很深，眼神中总散发着智慧的光，一口宁波口音更是让顾方舟感到亲切。每逢他的公共卫生课，顾方舟就听得格外认真。
 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毫无认知。放眼全国，路面凹凸不平，多有积水;垃圾随意倾倒，污物满地;厕所多为沿街沿河而建，粪便尿溺时常满溢;河水有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用途”;水井与厕所比肩而设，平时村落就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到了夏季更是蚊蝇虫蚤丛生。卫生环境的恶劣直接导致疾病的流行，死亡率之高令人咋舌。据统计，民国时期粗死亡率高达25‰～35‰，婴儿死亡率高达170‰～200‰，农村平均寿命仅33岁。
 严先生的课与中国的公共卫生现状密切相关，令顾方舟震惊不已。从严先生的课上，顾方舟知道，那时的中国，民众每年“枉死之人”在600万左右，鼠疫、天花等传染病“无岁不盛行，无年不杀人”。国民健康状况之差也令人咋舌，“健壮无病、合乎健全体格标准者寥寥无几”，国民政府甚至因此不得不设立一所空军幼年学校，从小培养空军。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今民众健康状况如此之差，又如何抵御外侮、固国安邦?
 更令他触目惊心的，是严先生讲的一个个事例。小小破伤风夺走大量人命;产妇卫生状况悲惨，病死率居高不下;大量婴儿未经基本卫生保健，还未看清这个世界就匆匆告别……严先生常常讲着讲着，眼眶就红了，学生们也潸然泪下。
 一次，班上一个女生随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回校后，她情绪低落、一言不发。同学们对她的见闻很好奇，缠着她讲一讲，她起先不愿开口，禁不住同学的再三请求，她竟嚎啕大哭，边哭边讲矿上的惨状：矿工毫无保障，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日不见天，有时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
 她边说边哭，周围同学也闻之落泪。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女生的哭诉和同学们的抽泣。她不知道，她的这番话对一旁的顾方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顾方舟第一次开始对自己的理想——做一名医生产生了动摇。
 顾方舟意识到，纵然自己成为一名医生，穷其一生也只能救治为数不多的人，那些活得生不如死的矿工、那些还无缘看到自己的孩子就离世的母亲、那些成千上万乃至成万上亿的贫苦的人们，不还是生活在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吗?如果自己能将严先生的理念在这个世上推广，那能救多少人?难以计数!
 想到这里，顾方舟迷惘的心渐渐坚定：我要做一名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已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又怎能只想着自己呢?顾方舟似乎一日之间长大了，他在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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