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寡头的民族民主运动勃兴

二战结束后，国际反法西斯的胜利鼓舞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运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陷入危机，一大批民族国家获得独立，英、法、德等欧洲强国的优势地位大为削弱。这一系列的事件和变动推动了中美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拉美国家中，中美洲国家率先出现了一次反寡头的运动。1944年萨尔瓦多的总罢工迫使独裁者马丁内斯辞职，这是一次由中产阶级领导的多阶级运动，因其影响没有扩展到全国范围而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同年在危地马拉发生的反寡头运动进行得更为彻底和成功。1944年10月乌维科的独裁统治被推翻，随着1945年阿雷瓦洛当选总统，危地马拉进入政治开放、经济发展的“十年之春”。从1945年到1954年，危地马拉通过农业发展的现代化计划。土地改革和社会保障的立法改革，对整个中美洲地区传统社会秩序提出了最为深远的挑战。50年代初期危地马拉政府没收了10万公顷的土地并大力动员农民。反寡头运动达到顶峰。

哥斯达黎加的民族民主改革在水平和程度上与危地马拉有相似之处。1948年菲格雷斯领导革命成功，开始了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改革。菲格雷斯领导的民族解放党以发展主义为指导纲领，实行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银行和基础设施实现了国有化，鼓励出口的多样化，保护和发展国内的民族工业，推进社会福利，缓和社会矛盾。在民族解放党执政的20多年的时间内，哥斯达黎加积极发挥国家的作用，通过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改变了国内的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在中美洲，哥斯达黎加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动荡和依附形成鲜明对照。

(二)　军政府改革

在中美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军人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国家政权大都掌握在考迪罗手里，中美洲的寡头集团通常是依靠军人维护其利益不受挑战，军人则通过间接参政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的专业化水平得到提高。冷战开始后，美国通过向中美洲国家派遣军事代表、供应武器和提供军事援助，培训军事人员建立军事基地，加强了对中美洲国家的军事控制。这一时期，美国炮制了新的“国家安全”的概念，意指对国家的威胁来自国家内部敌人，这里的内部敌人直指具有激进思想的力量，意在阻止中美洲革命的发生。古巴革命后，美国与西半球的十多个国家签订双边军事协定，扶持该地区的亲美的军事力量。这一切的结果是强化了以军队为核心，以武力为手段的政治军事结构。

1961年肯尼迪政府对拉美国家提出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以抵消古巴革命在该地区的影响。中美洲地理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使美国增加了对中美洲的贷款与援助。用于军事目的的援助为该地区军人干政创造了机会。二战后中美洲的军人干政在5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形成了两个高潮。

在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被颠覆后，国内的反政府的抵抗运动进入高潮。1963年国防部长佩拉尔塔·阿苏迪亚以政变上台开始了军人独裁。自1963年军人执政长达16年。在洪都拉斯，1963年阿雷利亚诺上台，直到1974年下台，一直控制洪都拉斯的政治。

战后出现的军政府多数都重视对国家的管理，推动经济增长的业绩较好。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推行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发展和国有化运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阿雷利亚诺先后两次执政，进行了国家导向的改革，推进了洪都拉斯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进程。在萨尔瓦多，自1950年奥斯卡·奥索里奥少校为首的军政府执政开始，进行了具有发展主义色彩和经济统制的政策实践。这一时期的军政府同样因为对反对派和工农的控制和镇压而声誉不佳。如奥索里奥政府绝对禁止文人干政，对城市工会实行严格的控制，对农村的民众组织绝对禁止，加剧了萨尔瓦多的社会紧张和分配不公。

(三)　工业化与一体化

受20世纪20年代出口经济的第二次繁荣的影响，二战后中美洲的复兴和繁荣是从出口经济的再次勃兴开始的。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出口经济的专业化生产达到鼎盛，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农业出口占农业总产出的70%，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为50%，危地马拉比值最低，但也超过了40%。^[1]19世纪70年代通过咖啡出口，中美洲与国际市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到20世纪20年代，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已经限定了中美洲发展的选择和可能性，除非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出现危机，否则处于外围的中美洲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脱钩是很困难的。

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市场需求收缩，导致传统的咖啡和香蕉出口萧条。在拉美地区的主要国家转向内向式发展模式时，中美洲却从传统出口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转向出口的多样化生产阶段。传统出口项目的萧条直接推动了其他新产品的开发。哥斯达黎加的木材、可可和马尼拉麻的种植获得成功。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则成为棉花出口国。古巴革命后美国将原给予古巴的蔗糖出口配额重新分配给中美洲国家，推动了蔗糖的生产和出口。50年代棉花和蔗糖成为中美洲新的主要的出口产品。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美洲国家依然是农产品出口主导的经济结构模式。这一时期，中美洲总人口中70%依然是农业人口，在洪都拉斯农业人口占人口比高达80%。从1892年到1950年，萨尔瓦多的农业人口下降的比例只有6%。^②

早在20世纪30年代，受外部危机的推动，拉美主要国家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中美洲的工业化进口替代进程则晚了20年，被称为是“迟来”的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初期，受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和凯恩斯国家干预思想的影响，中美洲国家开始实行国家主导下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萨尔瓦多在1952年通过了《工业变革促进法》，免除了某些工业生产的关税和税收。50年代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分别通过了类似的促进工业发展的法案。国家对工业发展的支持还表现为成立专门的机构，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国家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在50年代早期，公共投资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占总投资的1/3，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占1/5。国家发挥干预和主导的作用，说明国家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从前通过行使对外融资政策的媒介职能而从根本上反映了出口商和大庄园主的利益的话，那么，现在通过关税等必要措施，开始将出口收入转向国内并建立基础设施来保障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从而起到了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2]

经历50年代的准备阶段，60年代中美洲国家发展稳定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进入70年代除危地马拉外，其他国家的增长趋势普遍下降。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10年是中美洲经济的黄金时代，具体数据参见下表：

表6.1　中美洲五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50—1979)(百分比)

资料来源：赫克托·佩雷斯·布里诺利：《1950—1980年中美洲的经济增长与危机》(Hector Perez Brignoli，Growth and Crisis in the Central American Economies，1950—1980)，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y)第15卷，第366页。

另外几组数据同样也印证了这一特点。1950—1957年，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是6.5%，1962—1966年平均增长率为11%。^[3]1950年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的工业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1.1%、12.9%、9.1%、10.8%、11.5%，到1975年增加到14%、17.9%、13.9%、19.5%、17.2%，从70年代增长缓慢的趋势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启动晚，持续时间短，成效不容乐观。再者，制造业部门附加值的增值中，40%来自食品、饮料、烟草部门，化工和机械只占到10%—20%。在中美洲共同市场内部，在经济一体化发展处于最佳的阶段，区域间贸易中85%的工业产品也主要是饮料、食品、鞋类、手工作坊的产品和纺织。而阿根廷早在1900—1929年就已完成同类产品国内生产了。^[4]应该说，中美洲国家完成的是进口替代的“简易阶段”的替代生产。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中，1960年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建立是一个主要方面。殖民地时期中美洲曾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实体。独立之后组成“中美洲共和国联邦”，中美洲联邦存在了20年左右，因各地区之利益及意见不同，遂各自退出联邦，自行组成共和国政府。各国虽分道扬镳，但统一联合之梦从未泯灭。外来干涉和内部的动荡一再阻挠了统一的进程，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美洲联合的环境和条件才得以形成。在这一时期，中美洲各国的政权中，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指导作用，各国的利益集团和领导阶层支持经济合作。经过50年代的工业发展，各国国内市场规模狭小成为制约发展工业的瓶颈。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需要解决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才能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将传统的联合思想赋予新的内涵。

拉美经委会一直强调地区市场和国家职能的重要性。1951年6月在墨西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拉美经委会以中美洲五国代表的名义提出了建立中美洲共同市场的主张，经过十余年的准备，1962年8月，中美洲五国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签订协议，正式成立中美洲共同市场。这是发展中国家成立的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通过促进区内贸易的财政、信贷和服务等激励措施，中美洲共同市场对推动中美洲的地区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共同市场形成之前的1950—1960年期间，中美洲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5.2%，1961—1968年，这一数值增长到7.7%。中美洲经济一体化对地区发展的影响还表现在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在共同市场成立前，1960年区域内贸易在中美洲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 6%，1968年已经增加到25%。1969年7月，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因一场足球比赛为导火索引发的战争导致了中美洲共同市场的中断。随着洪都拉斯宣布退出中美洲共同市场，中美洲的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到70年代快速发展的势头减弱，来自地区一体化的影响几乎完结。 1971年萨尔瓦多79%的制成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在哥斯达黎加，1975年的数据显示，80%的制成品需要内销。^[5]70年代末中美洲的内战、80年代席卷整个地区的债务危机将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复兴变得更加渺茫。

[1]② 维克托·布尔默：《1920年以来中美洲经济发展的长周期考察》（V. Bulmer,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Long Run-Central America Since 1920），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y）第15卷，第286页。
[2]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恩佐法勒托：《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单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3] 唐纳德·麦考兰德：《中美洲共同市场》（Donald H.McClland.The Central American Common Market），普莱德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4] 赫克托·佩雷斯·布里诺利：《1950—1980年中美洲的经济增长与危机》（Hector Perez Brignoli，Growth and Crisis in the Central American Economies，1950—1980）,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y）第15卷，第376页。
[5] 赫克托·佩雷斯·布里诺利：《1950—1980年中美洲的经济增长与危机》（Hector Perez Brignoli，Growth and Crisis in the Central American Economies，1950—1980）,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y）第15卷，第381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gongyehua/20221218433.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