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引起智利经济上的衰退和政治上的混乱，但激进党人很快就控制了局面，特别是人民阵线运动时期，各届政府奉行了民族主义、民众主义的发展战略，经济上在“生产开发公司”的推动下，进口替代工业化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一) 大萧条和人民阵线运动

到20世纪20年代末，智利经济仍然主要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硝石和铜)，依赖于外国投资和贷款来推进公共工程和经济的总发展，因此，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智利成为大萧条的一个主要受害者。1929年智利的出口值为22.93亿金比索，进口值为16.17亿金比索，贸易顺差为6.76亿金比索。但到1930年，出口值降为13.26亿金比索，进口值为14亿金比索，逆差达7400万金比索，到1932年出口值已经下降到了2.82亿金比索。^[1]投资中断，公共工程突然停止，工业生产指数从1930年的117下降到1931年的87，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增加，到1932年全国失业人数猛增到20多万，其中1/2是矿业工人，矿业生产下降50%以上，整个智利的实际工资在1929—1932年下降了40%。^[2]

这样，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之下，在失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示威、罢工浪潮中，伊瓦涅兹被迫辞职。随后的17个月中，智利发生了一连串的军人政变。其中的一次政变(1932年6月)是在空军司令马杜克·格罗韦·巴列霍领导下进行的，他宣布建立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其口号是“面包、房子和大衣”，但实际上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计划远非社会主义，而仅仅是主张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资助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12天之后，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就被推翻了，但它标志着寡头保守政治集团丧失了某些地盘，因为格罗韦在1933年4月创建了智利社会党，该党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基层组织。智利多党竞争执政的政治体制在1931—1933年被重新构造，重新排列组合的政治力量大致分为三个派别，即左派(共产党和社会党)、中间派(激进党和长枪党/基督教民主党)、右派(自由党和保守党)，其中右派和中间派代表大部分上层和中等阶级。

1932年在激进党人的支持下，保守党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阿图罗·亚历山德里第二次当选总统(1932—1938年)，他就任后努力改变受世界经济危机打击而面临困境的经济状况，并试图在经济稳定和增长之间实现平衡。智利中央银行执行外汇管制、保护性关税、税收刺激和扩大信贷，从而鼓励了城市企业，并引导智利摆脱经济衰退。尽管财政部长古斯塔沃·罗斯坚持正统的经济观点和政策，但亚历山德里却有不同的主张，他赞成发展制造业、建筑业和矿业，从而使失业人口从1932年的30万减少到1935年的1.5万。亚历山德里政府执政后期，由于对内镇压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限制舆论批评和严格控制议会，对外接近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导致反对派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8年上台的新政府是由激进党领导下的被称作“人民阵线”(Frente Popular)的多党派联盟执政，激进党人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当选为总统(1938—1942年)。“人民阵线”的形成受到了当时共产国际的影响，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各国共产党与左派和中派政党结盟，建立反法西斯统一阵线。智利共产党响应这一号召在1936年与社会党、激进党、民主党、劳工联盟等组成了“人民阵线”，这是一个中左翼政党的政治联盟，继塞尔达之后，又有胡安·安东尼奥·里奥斯(1942—1946年)、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1946—1952年)相继担任总统，他们二人都是激进党人，因为激进党人数最多，所以在人民阵线中居于领导地位。人民阵线在政治上提出反对法西斯主义、开放民主的主张，在经济上强调国家干预、工业化和改善民众生活。从1938到1952年，人民阵线执政了15年，政策具有比较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到1952年，由于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使得老政客伊瓦涅斯将军在选举中东山再起。伊瓦涅斯声称自己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却能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并许诺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给予工人家庭补贴。但是，朝鲜战争结束后铜价的下跌使他无力兑现许下的诺言，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他不得不在民族自主性上让步，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结果遭到了左派的反对。在经济衰退和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伊瓦涅斯结束了他的任期。

(二) 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简易阶段

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加速了智利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在1928年智利就通过了一个关税法案，大萧条的来临使之派上了用场。1928—1931年智利的关税平均增加了71%，对73%的进口产生了影响。1933—1934年又增加了100%的关税。这样在不到5年的时间智利的关税保护发生了急剧地变化，在1928之前，智利的关税保护是微不足道的，一般仅为25%，1933年以后智利工业则受到了极端的保护，如对轮胎的名义保护水平达到了180%。同时，智利实施了汇率控制，为了更便宜地进口国内工业急需的原料和资本品，中央银行实施了双重汇率。1950年官方汇率是19.37比索兑1美元，通常用这一汇率来进口国家工业和铜矿所需要的机器，如果一项价值2000美元的工业产品用这一汇率进口的话，只需花费38740比索，但其他商品的进口则按照50比索兑1美元的“特殊商品汇率”。这样，一项价值2000美元的工业品的进口将要花费10万比索，因此工业家就要考虑由自己来生产这种产品。最后，智利政府还对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实施配额管制，这体现在智利政府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政策中，这种做法可以避免重大的贸易不平衡并鼓励其他国家增加对智利的进口。上述关税、汇率控制、多重汇率和进口配额制度的结合导致了受到严格保护的智利国内市场的形成，事实表明，这些措施对工业家和工业活动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据统计，1929—1944年智利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倍，1929—1952年增加了3倍，1928—1957年之间的工业就业人数也增加了2倍，从88646人增加到216605人。^[3]但是，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非耐用消费品部门，如金属制造、纸张、建筑材料、玻璃、化工产品部门等，在纺织部门，1928—1950年之间，生产和就业分别增加了900%和600%，食品和饮料部门在1928—1957年之间也增长了3倍。

持续将近30年的工业扩张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加了对智利铜的需求，同时也阻隔了制成品的国际贸易，客观上推动了智利制成品生产的发展。二是智利政府的干预，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39年智利成立了国营“生产开发公司”(CORFO)，其资金来源于政府对铜矿征收的收入税，这表明了政府对外资企业征税以促进国内资本形成的意图。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开发公司”成了国家计划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机构。生产开发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筹集资金，发挥着相当于国家开发银行的作用，除了通过向国外借贷的方式，还通过与私人合资办企业的方式筹集私人资本，把国内私人企业的资本动员到工业建设方面来。该公司从国民经济的长远目标出发，支持了一批重要项目的兴建和扩建，如兴建康塞普西翁附近的华奇帕托(Huachipato)大型钢铁厂和一批小型水电站，扩大水泥、化工和纸浆的生产能力，加速煤炭和石油的勘探与开发，增加甜菜和畜牧业生产，扩大耕地，改进农业技术等等。这些项目能够合理利用本国资源，调动私人投资积极性，并注意经济活动的合理分布。在生产开发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智利开始形成初具规模的石油、煤炭、钢铁、制造、电力等基础工业。50年代初，拉美经委会曾经指出，智利建立国营生产开发公司在拉美是个创举，它似乎在工业发展方面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4]

但是，到伊瓦涅斯时期，经济出现了衰退，1946—1952年人均工业生产率增长6%，而1953—1959年则不到1%，通货膨胀率在1955年达到88%，虽然1956年和1957年分别下降为38%和17%，但1958年又反弹为33%。进口替代工业化出现的这种停滞现象被认为是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的结果，因为1956—1957年政府进行了温和的货币主义改革，政府反通货膨胀的稳定化政策限制了经济的扩张，引发了经济的萧条。大多数居民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恶化。根据对1953—1959年的一项估计，缓慢的经济增长使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30%下降到26%，中产阶层从26%下降到25%，而地产主、金融家和高级管理行政人员则从44%上升到49%。由于大量农村移民流向城市，城市的贫民窟剧增，并加剧了城市工人的失业，1952—1958年首都圣地亚哥的失业率从4%上升到了10%。住房和就业成为城市中的突出问题。^[5]

[1]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徐壮飞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88年版，第558页。
[2] 同上书，第8卷，第276页。
[3] 罗伯特·N.格温：《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Robert N.Gwynn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伦敦和悉尼，1985年版，第199页。
[4] 苏振兴、徐文渊主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5]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8卷），第309—310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gongyehua/20221218432.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