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代，来自德国、荷兰、瑞典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的殖民者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大陆，其中尤以英格兰的清教徒人数为最众，他们深受清教思想的影响，在新大陆所建立的家庭也与他们的母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殖民地时期，家庭被看作社会最重要的单位。在新英格兰，结婚是一种惯例，人们结婚的年龄通常比较早。未婚的成年妇女受到鄙视，尤其是25岁以上仍为单身的女子被叫作“刺鱼”。未婚成年男子往往受人猜疑，甚至有时被怀疑有犯罪企图。^[1]家庭的责任感是刺激市场竞争的重要动力。亚当·斯密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就认为男人对妻儿的责任感给他们奋斗的动力，从而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繁荣。一位美国作家在1840年劝告男人们：“如果你做生意，那就结婚吧，因为已婚的男人才会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生意和家庭，成功的可能性更大。”^[2]

工业化之前的美国家庭以农业为基础，每个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并且兼具多种社会机构的功能，如教育、宗教、娱乐等。到17世纪末，90%北美殖民者都从事农业，他们的农场一般都孤零零地坐落在某个地方，面积很小，设备简陋，食品、衣服、工具等都靠自己生产，所有家庭成员都参与日常必需品的生产中。虽然有些家庭专门制造加工某些产品销往市场，如鞋子、家具、皮革等，但绝大多数的家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殖民地时期的法律要求父亲除向家庭成员传授谋生的技艺之外，还必须带领全家做祈祷，并教给家人、奴仆和学徒读书识字，领会宗教和法律的原则。此外，家庭还承担着照顾老、弱、病、残的职责。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殖民地时期的家庭规模往往比较大，平均每户人口数量为9人，很多家庭成员人数多达15人。但是，这种大家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由三代以上直系亲属组成的扩展家庭，原因是当时人们的寿命普遍不长，所以两代以上共同生活的家庭较为罕见。如在普利茅斯殖民地，“如果从‘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意义上讲，根本不存在扩展家庭”^[3]。在加拿大，扩展家庭也不是典型的模式，原因也是由于人们的寿命较短，只有少数人能在有生之年和孙辈共同生活，通常一个家庭中只有两代人。^[4]

家庭平均人口多有两方面的重要因素，一个是子女的数量比较多，另一个是家庭中有非血亲的成员。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子女多可以促进家庭经济的发展;家庭成员除父母和子女外，还有学徒、仆人以及未婚旁系亲属，当时这些非血亲成员在家庭中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

1790年的联邦统计表明，只有3.7%的家庭是由一人构成，即使1820年的一个边疆州，白人家庭除极少数外(2.7%)，其余均由两名以上成员组成。^[5]研究结果显示，在内战以前的10年中，大约1/5的家庭中都有非血亲关系的寄宿者。1850年代，在哈得逊河谷地区平均17%—20%的家庭中有非亲属成员，而布法罗21%的当地家庭提供寄宿，爱尔兰裔家庭中也有15%生活着寄宿者。1880年，底特律包含非血亲成员家庭的比例为15.7%，在同时期的波士顿，这一数字在10%—30%之间。^[6]19世纪的美国家庭和17、18世纪一样，仍然是一种可为人提供寄宿的机构。寄宿这种方式打破了血缘的界限，人们之间的关系以经济和服务方面的交换为基础。

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付房租寄宿而不与亲属同住，其主要原因无疑是为了独立。从事熟练或半熟练工作的20多岁的青年男女不住在自己家，而寄宿在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因为这是一种彼此之间平等交换的关系。寄宿为他们提供了类似家庭的氛围，而寄宿者与户主的家庭之间又不必承担亲情之间的长期义务。同时，在寄宿中他们也会结识一些同伴，这些人往往就是他们的工友。

寄宿在19世纪是人们应对新形势的一种手段。大批外来和本土出生的人涌入都市，通常是那些年纪尚轻、囊中羞涩的人，他们被抛进混乱的房屋市场。他们一片茫然，出于经济的考虑，也希望融入城市的生活环境，所以这种类似家庭的环境对这些青年人来说颇具吸引力，尤其当他们与寄宿的家庭在出身、种族、职业或血缘上有共同之处时，寄宿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不论寄宿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还是长期的安排，它都是一种普遍的经历。在未婚男女中最为普遍，他们大多在市区中心作雇工。波士顿的寄宿者中有37%的人年龄在20—29岁之间，27.5%年龄在30—39岁之间，其他地区这一年龄段的比例较低，在19%—22%之间。^[7]

家庭收留寄宿者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工业化之前，一方面住房资源有限，另一方面，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周期性失业频繁发生，收入没有保障。接纳寄宿者可以使家庭获得一些收益：通过将大面积的住宅改造为适合单身移民居住的寓所，从中获取佣金;家庭主妇通过为寄宿者提供食宿可以为家庭增加一些收入，这项收入即使在房主生病或失业时也不受影响。

到19世纪末，人们的隐私意识逐渐增强，提倡社会改革的人士逐渐对寄宿这种现象感到担忧，认为其将威胁到家庭的完整和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于是，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员逐渐从家庭中退出，家庭的规模开始缩小。尽管大萧条时期接纳寄宿的家庭比例曾出现短期上涨，但总的来说呈下降趋势，从1930年的11.4%下降到1940年的9%。到1970年，寄宿家庭比例最高的旧金山也只有4.5%。寄宿家庭开始逐渐消失，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主要的模式。^[8]

在家庭中，孩子受到家庭严格的管理，尤其是父亲的管教。受清教思想的影响，殖民地时期人们认为孩子生下来都带有原罪，父母的任务是通过宗教训导、体罚、施加心理压力来将原罪洗清。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在孩子十几岁时将其送到别人家中，由他人来训教，规范其行为。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青少年，不论男女，都曾被送到别人家中作学生、仆役或学徒。^[9]而且，父母对于子女配偶的选择有较大的决定权，尤其在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婚姻往往由父母安排。

[1] 西沃德:《美国家庭人口史》,第39页。
[2] 库恩茨:《我们未曾如此》,第56页。
[3] 西沃德:《美国家庭人口史》,第44页。
[4] 艾米丽·奈特:《社会-历史视角下的加拿大家庭》,载《加拿大社会学杂志》1981年第6卷第3期第243页。(Emily M. Nett, “Canadian Families in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6, No. 3, (Summer, 1981), pp. 239—260)。http://www.jstor.org/stable/3340233
[5] 约翰·默戴尔、塔马拉·哈雷文:《城市化与可塑家庭》(John Modell and Tamara K. Hareven, “Urbanizaiton and the Malleable Household: An Examination of Boarding and Lodging in American Families”), 载迈克尔戈登编《从社会历史的视角看美国家庭》(Michael Gordon, ed., The American Family in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纽约1978年版,第52页。
[6] 默戴尔、哈雷文:《城市化与可塑家庭》,载戈登编《从社会历史的视角看美国家庭》,第52—54页。　
[7] 同上书,第56页。
[8] 美国商业部国情调查局:《1948年美国统计摘要》,第28页。
[9] 朱蒂·鲁特·奥莱特:《变化的美国家庭》(Judy Root Aulette,Changing American Families),波士顿2002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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