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更重要的是，奴隶贸易作为一种历史因素，刺激了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发展。换言之，持续了四百多年的奴隶贸易给当时正处于初始阶段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机会、改革和变化。

首先，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看，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抵达美洲的大量非洲奴隶的商品生产，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为大西洋经济圈的各个地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劳动力分工的发展机会。这种劳动力分工使得原料的生产(甘蔗、烟草等)、粮食作物的生产、加工业(制糖业、烟草业)、运输业、销售业、金融业、船舶制造业等行业迅速发展。^[1]大量的人口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以及消费机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从而将欧洲和北美大量的自给自足的食物生产者转化为为市场需求和市场流动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大西洋沿岸的各个国家的农民和农业生产被卷入到这一场跨洋范围内的生产-贸易体系之中，小型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逐渐被大规模生产所取代，各个人群被纳入庞大的“大西洋体系”之中。^[2]应大量出口以及国内消费而生的制造品扩张为国内提供了不断增长的非农业行业的就业，从而刺激了国内的消费市场。西印度群岛的殖民政府对这一贸易和生产结构的支配权力、殖民国家对利润流向的指导政策、欧洲国家之间为这一体系而产生的冲突与调和大大改变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世界现代化进程与权力和利润的结合更为紧密。这种世界现代化推进的大环境为生产技术的提升和改造、金融制度的完善、世界资本主义的形成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从而使现代化先后在北欧、西欧和北美得以实现。^[3]

从对英国这个在奴隶贸易中收益最大的国家而言，奴隶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三角贸易大大刺激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对这一问题在学术界似乎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奴隶贸易和奴隶种植园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并不明显。安德森和理查森则认为，由于奴隶贸易的风险很大，这种商业活动的利润不可能超出常规。^[4]

罗斯托曾将英国现代化“起飞”的阶段定在1783—1802年。^[5]这一时期正是奴隶贸易走向成熟的后期。我们可以从以下史实看到，奴隶贸易带来的财富无疑加速了英国现代化的步伐。首先，17世纪中叶颁布的《航海法令》明确规定，英国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必须是英国船舶，进口产品只准英国船只或生产国船只运送;出口产品必须由英国船只运送;运往殖民地或运往非洲换取奴隶的工业品必须全部或大部分由英国生产，而从殖民地运往英国的产品必须是原料和非制成品。这一法令以及随后造成的早期殖民贸易的垄断地位从各方面促进了英国现代化的发展。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大大刺激了自身的造船业和航运业。1707—1787年间，英国经营外贸船舶增加4倍，驶往非洲从事贩奴的船舶增加12倍，吨位增加11倍。与此相联系的是煤炭业、金属业、军工业、酿酒业、制糖业和纺织业的兴盛。此外，英国的一些大城市正是靠着奴隶贸易发达起来，如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6]利物浦奴隶贸易研究所的G.威廉斯对利物浦商人贩卖奴隶的情况进行过统计。他的计算结果表示，在1783—1793年短短十年间，利物浦商人可以从将奴隶卖给西印度群岛这一笔买卖中得到纯利润1229.4116万英镑。^[7]然而，这还只是三角贸易中的一角所得的利润。如果再加上这些商人从利物浦将有关廉价货物运到非洲后所得的利润和他们将贩卖奴隶所得再在西印度群岛买一些棉花、糖和香料再运回英国出卖之后所得的利润，那将是一笔数额大得多的钱款。

在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皇家非洲公司一直扮演着负责非洲贸易的官方机构的角色。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其他贸易公司的崛起和私人奴隶商人的日益活跃，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18世纪上叶，英国在非洲设立的要塞有7个在黄金海岸，一个在冈比亚，一个在维达。虽然有这种官方要塞作为支撑，但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业务受到私人奴隶贩子“无形帝国”的冲击，“私商贩运到种植园的奴隶数量大大超过公司经营的奴隶数”。1750年，私人运营商最终打破了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对非洲奴隶贸易的长期垄断。

他们的胜利，结果在恰到好处的时机给英国的奴隶贸易带来适应性和进取心，因为这时英国经济正在变得特别适应于给奴隶贸易提供价格合理的宜于出口非洲的商品。1750年以后，由于印度政治混乱而竞争衰落，兰开夏的纺织品就得到了机会。英国奴隶商人抓住时机，在1750年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逐渐控制了整个非洲贸易。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把英国向非洲进口(和再出口)的商品价值额提高了400%;在北美战争以前，他们每年贩运奴隶的数量近5万人。他们在贸易中不受节制的性质有助于这种惊人的发展，因为正是那些离开旧有的奴隶买卖中心做生意的贸易行，才能买到大宗奴隶。^[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里克·威廉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这一时期英国相关行业的发展。这一研究结果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证实。英国最主要的商业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劳埃德银行在18世纪中叶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这一时期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这两所银行后来都成为英国工业贷款的重要提供者。威廉斯还特别指出了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和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对英国工业的推动作用。这表现在以下方面：18世纪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兴起的一大批银行都是通过三角贸易所获得的资金建立起来的。例如，建立于1773年的海伍德银行(利物浦)，一个世纪后被利物浦银行兼并;托马斯·莱兰也是在18世纪后期通过买卖非洲黑人发迹后混身于银行业。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和伦敦。其次，重工业也受到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利润的推动。一些钢铁巨头的财富正是从奴隶贸易和与此相关的经营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如英国巨富安东尼·培根和威廉·贝克福德等。保险业也是通过三角贸易发展起来的。^[9]

[1] David　Eltis,The　Rise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Paul　E.　Lovejoy　and　Nicholas　Rogers,Unfree　Labou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lantic　World,Frank　Cass,1994.
[2] Philip　D.　Curtin,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Essay　in　Atalntic　History,Camba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Nicholas　Canny　and　Anthony　Pagden,Colonial　Identity　in　the　Atlantic　World,1500-180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3] 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1400-1800(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4] B.L.Anderson　and　David　Richardson,“Market　structure　and　profits　of　the　British　African　trade　in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A　comment”,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83(4),pp.713-21.
[5] W.W.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8页。比较诧异的是,罗斯托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只字未提。这不是无知,就是偏见。
[6] 中国学者的近期研究成果,可参见郑家馨《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7—207页;高晋元《英国-非洲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23页。
[7] 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陈士林、马惠平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7—118页。
[8] J.O.林赛编:《新编世界近代史·旧制度　1713—176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27页。
[9] Eric　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y,New　York:　Capricon　Books,1966[1944],pp.9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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