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墨西哥现代化的进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墨西哥现代化经历了三个特点比较明显的阶段，有的学者称之为墨西哥现代化的“三次浪潮”^[1]。第一次浪潮发生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他奉行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迪亚斯虽然也高举自由主义纲领，但他的自由主义与来源于欧洲的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其基本原则包括公民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最大化和国家作用的最小化)已相差很远，他的“国家一体化”意味着中央集权，“分权”意味着行政权绝对地支配立法权和司法权，“公共秩序”意味着镇压任何反对派，“自由土地”意味着剥夺成千上万农民的土地以利于少数大地主。直接的和长期的国家干预无处不在。但在经济上却创造条件，全面对外开放，借助外国资本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经济。迪亚斯迎合了发达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求，根据本国国情改造了自由主义模式，从而创造了长达35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是，这种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的政治民主和贫富鸿沟加大为代价的，那些不堪承受这种现代化代价的人们最终奋起斗争而推翻了迪亚斯政权。

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发生在1940年至1982年。这次现代化浪潮之所以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成效比较大，重要原因之一是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和持续到1940年的革命成果的制度化所奠定的良好基础。墨西哥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作为体现墨西哥革命精神和成果的1917年宪法带来了现代化的新概念，那就是强调社会权利，注重农民和劳工的基本需求，强调国家干预，维护民族主权。这些民众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的概念通过卡德纳斯时期的各项改革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机制，在经济上建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为一种混合体制，公共部门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自由企业受到鼓励，个人自由受到尊重，但不盲目相信“市场规律”，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被国家干预主义所打破;在政治上是职团主义结构下的官方党主宰的一党民主制和制度化的强有力的总统制。这种体制保证了1940—1970年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因为它能够使工业家通过“国家计划”得到优惠贷款、进口许可和高关税保护，使政府官员通过行使权力而得到企业家的慷慨赠与，使工会领导和会员成为“工人贵族”，使农民因为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和保护性农业政策而受益，并使中间阶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迅速壮大。但是，1970年之后，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私人企业主的力量逐渐成熟，跨国公司的力量也快速增长，本地私人部门与外国部门加在一起超过了公共部门，它们对国家政策提出挑战，许多事实表明国家的控制力量在减弱。^[2]为摆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危机，埃切维利亚政府实施了“分享发展”战略，波蒂略政府实行了“石油繁荣”战略，这些战略进一步促进了墨西哥的工业化。到80年代初，墨西哥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40年的25.1%上升到1979年的38.5%，农业生产总值相应由19.4%下降到9.0%;墨西哥已从一个农矿业国家转变成一个中等程度的工业化国家，成了拉美第一位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第二位的制造业生产国，并实现了经济的多样化，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技术自主程度和满足大多数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能力也都有所提高。但是，埃切维利亚和波蒂略的政策是将墨西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向了顶端，并且是建立在财政赤字和外债的基础上的，到1982年，这一现代化进程最终被“债务危机”所打断。

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是从德拉马德里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的，萨利纳斯使其达到了高潮，一直持续至今。1982年债务危机发生后，墨西哥的一些上层官员和企业家、美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意识到，“民众改革主义联盟的政治经济已经死亡，必须寻找另外的途径”^[3]。除了内部危机和外部压力外，这个时候墨西哥的领导人已经是新一代的技术官僚，他们在英美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精通市场经济理论，他们想按照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政治模式改造墨西哥，推进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萨利纳斯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和政治模式，对墨西哥革命的遗产进行了全方位地扬弃，塞迪略则强化了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到2000年，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暴露的问题和矛盾也很严重。由于这种改革仅仅为了迎合世界上冷战格局结束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外部形势，忽视了本国的国情和民众的利益，把国家发展与民众的福利完全寄托在自由市场力量之上，结果，现代化进程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广大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加恶化了。墨西哥现代化的前景不容乐观。

从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引申出许多启示，但最重要有两条，一是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要符合本国国情;二是现代化模式的生命力在于其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在于其制度上的不断创新。

[1] 林恩·费利普斯主编：《拉美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从文化视野看新自由主义》（Lynne Phillips ed. The Ｔhird Ｗave of Ｍoder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Ｃultural Ｐerspectives on Ｎeoliberalism），威尔明顿（美），学者资源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24页；曾昭耀：《墨西哥的三次现代化浪潮》，载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编《科学与现代化》（文集），第4辑（2004年12月）。
[2] 唐纳德·霍奇斯，罗斯·甘地：《1910—1982年的墨西哥：改革或革命？》，第121、220页。
[3] 林恩·费利普斯主编：《拉美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从文化视野看新自由主义》，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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