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要求在拉美建立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欧洲实证主义的传播为墨西哥结束动乱和发展经济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的建立带来了政治上的长期稳定，而迪亚斯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借助外国资本，依靠开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推动初级产品出口，带来了非同寻常的经济扩张和早期现代化，但当这种模式的潜在弊端暴露无遗时，革命就应运而生。
(一)　实证主义和波菲利奥的独裁政权
1870年以后，伴随着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贸易的扩张而发生的经济转变，以及墨西哥社会对长期政治动荡的厌倦和人心思治的强烈愿望，实证主义逐渐占据了墨西哥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1798—1857年)，他的社会学理论被概括为“爱、秩序、进步”，即以仁爱为原则，以秩序为基础，以进步为目的。该理论强调社会发展有机体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维护等级制度，这对那些期望不牺牲社会等级而能获得物质进步的保守派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很快就成了墨西哥官方哲学。墨西哥实证主义的先驱是华雷斯政府的教育部长加维诺·巴雷达(Gabino Barreda)，他曾经在巴黎听过孔德的授课，他在1867年的《市政演说》中，用孔德的三段论解释了墨西哥的历史，强调现在的社会重建就是目前的秩序，墨西哥正在进入它的演变进程中的实证阶段，继续通过革命手段进行的宪政改革将是“无效的和轻率的”。经济发展、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教育和更稳定的政治秩序将替代早期自由主义无政府和乌托邦的特点。胡斯托·谢拉也提出，墨西哥需要一种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秩序，即更“实际的自由主义”或“一种保守的自由主义”。对强有力的政府统治的要求非常明显，费德里科·科斯梅斯甚至公开呼吁一种“受人尊敬的专制”。^[1]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呼唤之下，1876年波菲利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上台后，建立起了保守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同时按照1857年的开明宪法进行统治。他以牺牲建立民主政体的目标来换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所建立的秩序和稳定是独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从1876年到1910年，出现了长达35年的和平时期。
在迪亚斯的第二任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科学派”(Cientificos)，其成员构成并不是科学家，而是金融家、技术官僚和知识分子，其最初的组织者是迪亚斯政府的内政部长(也是迪亚斯的岳父)曼努埃尔·罗梅罗·鲁维奥，他集合了一批最能干的年轻的律师和知识分子，如利曼托尔(Jose Ives Limantour)、罗森达·皮内达(Rosenda Pineda)、巴勃罗·马塞达(Pablo Macedo)、米格尔·马塞达(Miguel Macedo)、华金·卡萨苏斯(Joaquin Casasus)、拉斐尔·雷耶斯·斯平多拉(Rafael Reyes Spindola)、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Francisco Bulnes)等。当鲁维奥1895年去世后，他们的领袖就是财政部长利曼托尔。在1888—1904年期间这个集团有20名著名人物和5名杰出人物，其年龄都不超过50岁。这些人笃信实证主义的“科学”原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新的理想，即“用科学求进步”，他们最相信的是物质发展，也就是用矿场和工厂的产出数量与铁路和电线的里程来计量的发展。他们散布白人种族优越论，贬低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力图建立白人寡头统治，主张大力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实行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治国方略。他们赞扬迪亚斯的独裁政府，但主张政府要诚实，讲效率，有较大程度的思想自由。他们是能干的经济学家，参与政府政策的策划，成为迪亚斯政府的智囊团。
迪亚斯执政后奉行的大政方针有三条，即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给予优惠;同欧洲交好，以平衡美国的影响;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内稳定。^[2]他上台之初，国内稳定是首要任务，为此他实行了让步和镇压相结合的策略。在他的第一任期内，除了保留许多华雷斯时期的政治自由之外，他的重大让步是决定履行诺言，不参加第二次竞选，这使权贵阶层和中产阶级内部的“在野派”看到了参政的希望，没有走向他的对立面。但对持不同政见者和起义农民，则下令格杀勿论。在曼努埃尔·冈萨雷斯任职期间(1880—1884年)，实际上听从和延续了迪亚斯的政策。1884年迪亚斯重新上台后，为避免使自己以一个独裁者的面目出现，设法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宪法，以便能连任总统。为了有效地使墨西哥实现稳定，他使用了“面包加大棒”的政策：如果他们合作，就用国库的钱财喂饱他们;如果他们不合作，就消灭他们。^[3]他对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甚至他个人的政治仇敌，都给予势力、地位和致富的机会，迪亚斯自己曾讥诮地说过，一只嘴里衔着骨头的狗是不会咬人和偷窃的。^[4]某些拒绝接受其恩惠的政治反对派则遭到了迪亚斯的严酷报复，或被殴打，或被监禁，甚至被暗杀。有一位名叫菲洛门诺·马塔(Filomeno Mata)的政治反对派被投入监狱达34次。卡笛纳(Carcia de La Cadena)将军据说参与了策划谋反，结果遭暗杀。对那些没有领袖、没有政治主张、没有斗争力量的农民和无产者，迪亚斯则弃之不顾，任其遭受剥削和压迫，如果他们反抗，就无情镇压。迪亚斯在乡村组建了乡村骑警队，把一些最显赫的盗匪编入到这支队伍中，把他们的力量和才能变得为他所用。那些骑警带着宽边毡帽，穿着红领带和银纽扣的制服，配着包银的马鞍，负责维持农村的地方治安，据说他们使土匪在墨西哥历史上第一次绝迹。他们可以根据“逃脱法”先枪杀犯人，然后再解释说犯人是在企图逃脱中被击杀，这支队伍成为政府镇压印第安人和农民的有力帮凶。
迪亚斯对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实行了“分而治之”的手段。他挑动参与他的政府的各不同集团之间的敌对和争斗，使他们决不能联合起来进行政府内部的阴谋或政变，同时他诿过于他的部属，使他们受到暴政和不公道的谴责，借此来维持墨西哥人对总统的仰望。到19世纪末，无论在全国还是地区范围内，他已建立了一套相互牵制和平衡的复杂体制，从而使任何一个团体或派系都无法得到太大的权力。
他高度重视对军队的控制。一方面他增加军事预算，购买欧洲的新式武器，在重要政治岗位上安插许多军事领导人，并允许他们虚报军饷。他还成立了一所现代军事学院，试图训练出一支精粹的军官队伍。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建立其他准军事部队(如乡村骑警队)，经常给他们配备比军队还要精良的装备来削弱军队的影响。他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来控制军队和警察，以达到强化联邦政府力量的目的。
迪亚斯在教会问题上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他既不攻击它，也不明确地保护它。但他与卡门·罗梅罗·鲁维奥的婚姻打消了教会的疑虑，1881年迪亚斯与出身显赫的18岁的卡门结婚，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与教会上层集团保持着极好的关系，这次婚姻成为迪亚斯与教会和解的象征。卡门的宗教顾问安排迪亚斯和大主教进行了一次会晤，双方秘密约定教职的委任须先经迪亚斯的同意，而迪亚斯则默许不再实行反对教权的改革法律。教会还答应支持迪亚斯，训导教徒服从政府的权威，这样，教会又恢复了过去的地位，修道院得到恢复，教会学校得到重建，教会聚敛的财富又重新多了起来，天主教堂从1878年的4893座增加到1895年的9580座。^[5]
总体看来，在1876—1910年的35年中，迪亚斯的政治实践表明了他是一位政治大师，他成功地实现了长期的独裁政治，“少一点政治，多一点工作”是他常提的口号，后来又被简化成“政治和工作，零比一百”，尽管二者都不强调政治，但其实包含了最大的政治。墨西哥历史学家比列加斯对此做出的诠释是，这句简单的口号包含了一切内容：“首先，哪条道路最合乎国情以及要采取哪些措施来排除障碍，这一切全由共和国总统来决定;其次，参众两院必须赞同总统的提议，因为两院得不到政府各部向总统提供的工作报告，而总统的唯一目的也是为国家服务;第三，公众舆论和人民必须信赖总统的才干和爱国精神，总统的工作有成绩，就要继续信赖他;第四，总统的口号意味着，各种对立的利益、观点和感情进行公开较量，都不会有结果，唯有总统谋求实际进步的行动才能维持秩序和和平。”^[6]当国家迫切需要和平和发展的时候，迪亚斯表明了他能够维持安定的局面，还懂得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有不少著作认为迪亚斯是考迪罗，其实，他是独裁者，但不是考迪罗，虽然考迪罗一定是独裁者，但独裁者不一定是考迪罗，因为他“尊重”宪法，靠选举上台，不再单纯依靠暴力;他能够利用健全的国家机器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不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首领;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变化，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大庄园主和教会的代言人，而且代表了与出口经济相联系的各种集团的利益，甚至整个国家的利益。迪亚斯已经是一位现代化的独裁者。
(二)　自由主义和墨西哥现代化的启动
在经济领域，迪亚斯奉行自由主义的原则。在他上台伊始，墨西哥仍是个农业国家，国内缺乏交通和通讯联系、各州之间商业关卡林立、许多财政和法律上的不合理的规定，都成为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的障碍。特别是星罗棋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庄园、教会土地、印第安村社，不仅成为建立全国市场的障碍，而且也成为各地区之间联系的障碍。迪亚斯不是持有现代化抱负要消除这些障碍的第一个人，因为在1857年宪法中已经包含了废除国内关税壁垒、奴隶制、债役农制等自由主义的政策，这些自由主义政策要达到的基本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而结束各地方市场的孤立状态，为此必须从法律上废除各州之间的关税壁垒，并建立现代的交通网络。二是进行土地改革，将非生产性的教会和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纳入市场经济，后者的客观效果将是迫使印第安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自由主义原则和政策在迪亚斯之前的自由派政府已经部分地加以实施，但真正取得显著的成效则是在迪亚斯政府时期。
在消除国内贸易壁垒方面，迪亚斯一方面通过铲除地方割据势力、恢复社会治安和修建铁路、改善交通状况来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创造条件，另一方面，1890年参照法国商业法典制定了墨西哥商法。1891年又对1857年宪法中的有关条款做了修改，宣布禁止各州私造货币、发行纸币、商标和印花纸，不得阻碍行人和货物的通行，严禁私设关卡、任意征税及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手段限制内外商品的运输。1896年的印花法进一步取消了对地方贸易的限制，将地方零售或批发贸易必须缴纳相当于货值20%—40%的贸易税改为仅缴纳0.5%的销售税就可以了。这些措施使国内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土地政策方面，1883年12月15日墨西哥国会通过了一项新法令，即《墨西哥共和国垦荒条例》，授权行政当局与地产公司订立勘测荒地的契约，所测量土地的1/3归地产公司，其余土地则以廉价拍卖给将军、政客和外国资本家。这种办法测量的公有土地达5000万公顷，其中各公司分得了1600多万公顷。^[7]1894年3月，迪亚斯政府又颁布了所谓的《开拓法》，将公有地分为荒地、越界地、优先地和国有地四类，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居民都有取得前三类中的任何一类土地的权利，且无数量上的限制。结果就造成了少数人对土地的垄断权，并强化了对农民和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印第安村社在独立时占农业用地的大约40%，但到1911年仅剩下5%，90%以上的墨西哥农民没有土地。到1910年革命前夕，墨西哥835个家族控制了全国97%的耕地，外国种植园占有的土地达3000万公顷。但是，迪亚斯时期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主义设想的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因为80%的债役农或47%的全国人口因负债而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农村社会是停滞的。^[8]
为解决资本稀缺的矛盾，迪亚斯采取了大力吸引外资的政策。如1884年的新矿业法规定，土地的主人有权开采地下的矿藏，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这意味着取消了原来关于地主仅拥有土地地面权、地下矿藏归国家的规定。1887年法令规定，开采煤炭、石油、水银和其他矿物免交联邦和地方捐税，只要贴一点印花税即可。凡私人租用的矿场、采矿企业和冶金企业自签合同之日起10年内免交捐税。这些政策为墨西哥地主和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发大财的机会。 墨西哥丰富的资源、优惠的政府政策、稳定的政治局面，使外国投资急剧增加，如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在1883年为3000万美元，到1902年增加到了50160万美元，到1911年更达到了105780万美元;英国的投资在1880年为3270万英镑，到1900年增长到了6540万英镑，到1910年增长到了9000万英镑，与美国相比，英国的投资增长幅度相对不大。在经济发展初期，进入墨西哥的外资60%是公共债券投资，40%是直接投资，但到1900年以后，直接投资占86%，只有14%是债券投资。从投资的部门分布看，外资主要流向了铁路、采矿业和不动产。^[9]
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对推动出口和吸引外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墨西哥的通货是建立在白银本位的基础上，世界白银产量的2/3来自墨西哥，它的所有金条和金币都当做商品出口了，白银是唯一用来偿付债务的贵金属货币，因此，在与采用黄金本位的国家发生贸易的时候，由于白银的价值低，自然就起到一种汇率贬值的效果，即鼓励出口限制进口。1872年以来，墨西哥的银比索实际上也在不断贬值，由兑换1.001美元，下降到1898年的兑换0.448美元，这种情况鼓励了出口和外资的进入。直到1905年墨西哥才实行了金银复本位制。^[10]同时，财政部长利曼托尔还整顿了国内和国外的债务，创造了墨西哥的信用，使它原来的债券达到了如此的地位，以至于很快能够以比票面价格还高的价格出售。1894年墨西哥第一次达到收支平衡，从此财政以保持盈余为特点。
墨西哥政府的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了墨西哥经济的发展。首先是铁路里程的增加。华雷斯政府时期墨西哥已经修筑了640.3公里的铁路，迪亚斯上台后，制定了大规模修筑铁路的计划，1877—1880年修筑了433.2公里，贡萨雷斯时期修筑了4658公里，1884—1892年修筑了7070公里，1892—1910年修筑了7110公里，到迪亚斯末期，墨西哥的铁路总长度已经达到了19280公里，是今天墨西哥铁路里程的77.5%。^[11]
其次是初级产品外贸出口的增加。在迪亚斯时期GNP的年均增长率为2.7%，其中初级产品的外贸出口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出口年均增长6.6%，进口增长4.6%。1880—1910年外贸总额由6500万比索猛增到5亿比索，即增长近10倍。从外贸出口构成看，迪亚斯上台之初，贵金属占65%，经济作物占20%，畜牧产品占10%，而到迪亚斯政权末期，贵金属的比重显著减少，降到了占46%，农牧业产品的比重大大增加。在进口中，农产品、消费品的进口减少，而工业原料、机械设备的进口增加。1889—1911年进口的消费品由53%减为43%，而生产资料的进口由47%增加到57%，这一变化反映了工业的发展。1880—1910年外贸顺差总计为6.57亿比索，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2]
第三是面向国内的早期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在阿拉曼的推动下，1833年墨西哥曾出现了第一批现代棉纺织工厂。到19世纪80年代，工厂数量由59家增加到97家，到1910年已经拥有146家装备了最新机械的大型纺织厂和织布厂，纺织工人达3.2万人。此外，食品、烟草、饮料、化工、水泥等行业也得到了发展。1895—1910年制造业产值由80600万比索增加到166300万比索。^[13]冶金工业在1892—1911年增长了4.5倍，1902年钢铁冶炼公司在蒙特雷建起了一座大型炼钢厂，到1910年能生产7.2万吨钢铁。矿业成就显著，其中白银的产值从1877年的不足2500万比索，增加到1910年的8500万比索。^[14]石油开采业也突飞猛进，由1909年271.3万桶增加到1911年的1255.2万桶，年均增长22.5%，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二大产油国家。
第四是城市化和国民教育得到发展。较长时期的和平和经济发展促进了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1877—1900年，墨西哥的人口从1000万增加到1500多万。新建的铁路网络将墨西哥城与韦拉克鲁斯港口、北方的重要矿区、工业区连接在了一起，作为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蒙特雷、托卢卡、阿瓜斯卡连特斯等城市快速扩大，在1880—1910年，以下4大城市的人口变化分别是，墨西哥城由30万增长到47.1万，瓜达拉哈拉由8万增至11.9万，普埃布拉由7.5万增至9.6万，蒙特雷由4.2万增至7.9万，可见墨西哥城和蒙特雷增长速度更快。^[15]墨西哥城出现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和宫殿似的住宅以及一些伟大的公共建筑，增加了有轨电车，城市的繁华被誉为“美洲的巴黎”。在蒙特雷，由于它的铁路与坦皮科(Tampico)港、美国和墨西哥城连接在了一起，该城北部和西部有煤田和铁矿床，又有着丰富的水力发电潜力，因此，在外资的帮助下兴起了冶金业、建筑业、一般消费品工业，早期工业化带动了它的城市发展。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889年政府出台了教育法，将义务教育摆在了重要的地位。教育经费占政府财政预算的比例由1878年的3%增加到了1910年的7%，教师人数由1895年的12748人增加到1910年的21017人^[16]，1900年全国大约有1.2万所学校，学生入学人数为90万。能读能写的人口比例由1895年的14.39%提高到了1910年19.79%，但培训技术工人的公共职业教育很不发达，从1900到1907年，职业学校入学人数仅由720人增加到1062人。
早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使中产阶级得到成长，工人阶级队伍得到扩大。到1910年墨西哥已经有7.9万个矿工、3.2万个纺织工人、5.8万个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此外还有几千个铁路工人和做粗活的工人。
(三)　早期现代化的负效应
波菲利奥时期实行的是一种政治上专制主义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化模式。正值美欧等国家的政府、银行家、公司急于向世界扩张其经济势力之时，迪亚斯以基于独裁的“和平”取代了先前几十年的动乱和暴力，在墨西哥建立了一种吸引外国投资的稳定的环境。为了鼓励现代化，使墨西哥摆脱原来半封建的、落后、孤立的经济形态，墨西哥政府对外国资本做出了大量让步。迪亚斯时期的政治稳定、矿业开发、工业发展、铁路网络的形成、日益增长的出口和进口，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化，使墨西哥出现了一种早期现代化的繁荣景象，但是，这种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首先，国民经济受外国资本的控制。迪亚斯急于求得经济上的发展，却失于保护墨西哥的利益和主权。1900—1910年流入墨西哥的外资急剧增加，总计达30亿美元，相当于波菲利奥统治最初24年的3倍。新的投资浪潮不仅导致墨西哥通货膨胀，而且增强了对外部经济的依附性。这时墨西哥的工业企业和银行大多属于外国公司或受他们控制，美国公司拥有3/4的矿场和1/2以上的油田，同时还拥有大量经营经济作物的种植园，英国公司拥有近1/4的矿场和近1/2的油田，同时在公用事业和咖啡业有大量投资，法国公司则控制了纺织业，西班牙公司垄断了批发业。^[17]迪亚斯并不主张墨西哥人学习新技术，关键的工作岗位由外国人负责，墨西哥人仅仅充当非熟练劳工，墨西哥现代经济的核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迪亚斯是外国人的亲娘，墨西哥人的继母”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其次，农民、工人受到残酷的掠夺和剥削。迪亚斯的土地政策强化了大地产制，1910年不到3000户人家占有了将近半个墨西哥的土地，但从事农业劳动的1000万墨西哥人中，有950万人以上实际上没有土地。在伊达尔戈，那些保卫村社土地的印第安人，被齐颈活埋在他们要保卫的土地上，然后一队骑警队骤马驰骋而过。迪亚斯为了开发北方的土地，还镇压了雅基族印第安人，大批被俘的参加起义的印第安人被送到尤卡坦半岛的种植园中充当奴隶。大多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债役农或雇工，债役农被束缚在土地上生活极其困难，雇工的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1910年，墨西哥产业工人的平均名义工资比1900年增加了17%，但同期物价却上涨了70%，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不少于12—14个小时，矿工则长达16—18个小时，在工会的组织下，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常常举行罢工，但均被镇压，1907年1月7日，仅里约布朗科一地就有好几百名罢工工人遭到屠杀。^[18]
第三，资产阶级的发展机会受到阻碍。墨西哥资产阶级发现他们的企业享受不到政府给予外国企业的种种优惠，他们的产品也难以在市场上与外国产品竞争，但他们作为国家纳税人的义务却不少。在政治上，迪亚斯一再蝉联总统，“有效选举”成了一句空话，大选不过徒具形式。这种长期的独裁形成了“老人群舞”的政治格局，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晋升的希望遭到压制。
上述情况说明，迪亚斯的现代化是“一种由外国资本引导的、非民族化的、收益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由威权政府领导的现代化”^[19]，这种现代化仅仅是一种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发展，它激化了墨西哥民族同外国资本的民族矛盾、广大农民同大庄园主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广大民众同迪亚斯专制政权之间的矛盾，是不可持续的。1910年7月，马德罗在美国得克萨斯发表了“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号召墨西哥人民起来打倒迪亚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各地反对迪亚斯的组织推举马德罗为斗争领袖，北方农民军领袖潘乔·比利亚和南方农民军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也都加入进斗争行列，1911年5月迪亚斯退位，流亡到法国。

[1] 查尔斯·A.黑尔：《何塞·玛丽娅·路易斯·莫拉和墨西哥自由主义的结构》，第225页。
[2]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胡毓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6页。
[3] 弗兰克·坦南鲍姆：《由革命通向和平：1910年后的墨西哥》（Frank Tannenbaum,Peace By Revolution：Mexico After 191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98页。
[4] ［美］派克斯：《墨西哥史》，瞿菊农译，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第233页。
[5]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涂光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页。
[6] ［墨］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等：《墨西哥历史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8—89页。
[7] ［美］乔治·麦克布赖德：《墨西哥的土地制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0页。
[8] 罗伯特·肯珀、安亚·彼得森·罗伊斯：《1821年以来的墨西哥城市化：一种宏观史学研究》（Robert V. Kemper and Anya Peterson Royce, Mexican Urbanization Since 1821：A Macro—Historical Approach），载《城市人类学》（ Urban Anthropology ），1979年第3期，第267—289页。
[9] 罗伯特·科尔特斯·孔德：《西班牙美洲现代化的第一阶段》（Robert Cortés Conde, The First Stages of Modernization in Spanish America）, 纽约，1974年版，第100—104页。
[10] 罗伯特·科尔特斯·孔德：《西班牙美洲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第94—99页。
[11] 陆国俊、金计初主编：《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12] 陆国俊、金计初主编：《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第63—64页。
[13] 罗伯特·科尔特斯·孔德：《西班牙美洲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第92页。
[14] 奥马尔·马丁内斯·莱格雷塔主编：《墨西哥的现代化与革命：一种比较研究》（Omar　Martinez Legorreta Edited，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Mexico ： A Comparative　Approach），联合国大学，1989年出版，第32页。
[15] 罗伯特·肯珀、安亚·彼得森·罗伊斯：《1821年以来的墨西哥城市化：一种宏观史学研究》（Robert V. Kemper and Anya Peterson Royce, “Mexican Urbanization Since 1821：A Macro-Historical Approach”），载《城市人类学》（Urban Anthropology），1979年第3期，第267—289页。
[16]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61页。
[17] 派克斯：《墨西哥史》，第252—253页。
[18] ［苏］阿尔波罗维奇、拉甫罗夫主编：《墨西哥近现代史纲：1810—1945年》，刘立勋译，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74页。
[19] 雷内·比利亚雷亚尔：《2010年的墨西哥：从迟工业化到工业重建》（Rene Villarreal, Mexico 2010, De la industrializacio'n tardia a la reestructuracion industrial）,迪亚娜出版社1988版，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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