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国台湾和韩国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新型的家庭小农制度，它与农业对工业化贡献的关系，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　这一制度使工业所需资源从农业部门的流出渠道畅通无阻;(2)　贡献的结果是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下降，家庭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农业贡献于工业化的过程，实即农民被卷入资本积累的过程。在台湾和韩国，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发展性政权利用其“看得见的手”从农村大量抽取资源。在自耕农家庭经营的制度框架内，一端是数百万、上千万分散的本身势单力薄的家庭小农，另一端是急于工业化的威权主义政权。这个政权通过它的各级官僚机构、农业主管部门和受其控制的农会组织，自上而下地推行其增产与征收计划、政策、措施，使小农的生产经营与交换活动密切配合服务于其经济与社会目标，这就为从农村“榨取”各种经济资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放在国际环境中来看，与东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盛行大农场制、以大农场压迫自耕小农的拉丁美洲。由于极少数农场主控制大部分土地与人力资源，从而形成强大的经济政治势力。其结果不是农业对工业化贡献的扩大，而是不公正不平等的扩大、社会的不安定与现代化的挫折，奉行“双元农业战略”(bi-modal　strategy)的拉美国家，成为失败的“冲突性现代化”(crash　modernization)的典型。^[1]相比之下，东亚土改使中等以上的地主基本消灭，搬去了不利于发展型政权直接控制农村和从农业抽取资源的障碍，从而使农业贡献于工业化的渠道畅通无阻。

对家庭小农制度与农业“贡献”的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台湾学者萧新煌等以“宏观交换理论”为分析工具，提出小农制的实行与对农民的“挤压”，是农民、政府与工业部门三者之间交换经济-政治利益的结果，强调“以农业培养工业”方针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2]这种意见是深刻的。笔者认为：

第一，“榨取”或曰“挤压”农业以推动工业化，的确反映了以推行家庭小农制度为中心的农业政策和农业战略，本质上即是优先工业化和“发展第一”的总体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具体化。这一点，曾经主持台湾经济政策的尹仲容在1953年，韩国领导人在1975年都讲得很清楚。尹仲容提出：^[3]

“工业与农业孰先：……本省农村大量剩余劳力之出路(问题)甚为严重，如农业再机械化，不但增加大量之投资，且对就业的问题愈形尖锐化，鄙意解决之道，舍工业化以外，实无他途。”

这就是说，必须建立劳动集约型而非资本集约型的农业，以集中资金保证工业优先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依靠农民大量投入不计薪酬的家庭劳动就可实现农业增长的小农制度自是最佳选择。

韩国副总理南德佑(音)提出：“在我看来，第一阶段应先使经济得到发展，第二阶段考虑社会福利。首先要有增长和效率，然后才有平等。”^[4]

为了实现增长第一，当然必须尽量榨取农民，以高速发展工业化。为使被榨取的农村不致发生动荡而危及经济增长，地权比较平均的“耕者有其田”制度也是最佳选择。

第二，“以农业培养工业”可以看做发展型政权对农村“投入”的产出。“投入”主要有两方面：(1)　运用政治力量推动土改;(2)　以投资、信贷、科技推广等措施扶助小农。在这两个方面，台湾均高出韩国一筹。因而，台湾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比韩国突出，究其主要原因，恐怕也是制度方面的。

如果说家庭小农制度下农业劳动力的解放和农民被迫牺牲其利益贡献于工业化，是两幅色调对比鲜明的图画，那么，土改和家庭自耕小农制度的建立和维持对于工业化的积极作用，以及农业“贡献”对农业与农民的消极影响，也恰成鲜明对照。消极影响之一是农业地位随工业高速增长而急剧下降。“农业的秋天”、“农村的黄昏”很快来临。之二是农民务农意愿的动摇。当然，农业贡献于工业化对农民的影响也不全是消极的。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农民同外界的联系，拓宽了农民的视野，引起农民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与外流改变了人地比例，为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劳动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从而使人多地少的农业部门和家庭小农经营制度面临新的转机。

[1] Harriss,J.,　Rural　Development,　London:　Hutchinson　Un.　Library,　1982,　p.50.
[2] Hsiao　Hsin-huang,　Government　Agricultural　Strategie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aipei,1981,p.195.
[3] 廖正宏等:《光复后台湾农业政策的演变》,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86,第58页。
[4] Time,1975,106: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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