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的经历可以说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因库，它不仅缔造了一种繁荣昌盛的外向型经济，从贸易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初步发展了一些供应本地需求的制造业和加工工业，从而奠定了后来美国工业化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它还培养了北美人的企业家精神，从而为后来东北部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北美人的这种企业家精神首先是对欧洲、尤其是英国优秀的商业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北美殖民地“最主要的欧洲影响来自大不列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格兰，而且到独立战争前，这一点已经牢固地确定下来”^[1]。不同于封建的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兰西，英格兰是当时西欧思想和政策最为开放的国家，它自身包含了后来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优秀传统和理念。虽然这些殖民者中的一些人到北美移民是为了追求思想和信仰自由，或者是为了寻求某种比较理想的生活，但是，“就其主要方面来说，英国的殖民地是商业性的冒险事业”^[2]。北美人“首先是英国人，他们带来了远在17世纪的英格兰就已经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向新大陆注入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理念，即经济要发展，人人有责”^[3]。

其次，北美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表现为积极的谋利的动机。“这个社会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并不是什么不解之谜，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项经济事业，幼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追求利润为生活取向这一值得称颂的定位理念。”^[4]虽然清教徒们在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初衷是建立上帝的“山巅之城”，不过，人们很快就积极地投身于同世界贸易紧密相连的各种经济活动中去了。据估计，到1770年代，费城商人仅仅从海运中就积累了50万英镑的财富^[5]，出现了像纽约的库伯(Revere Cooper)、波士顿的汉考克等这样一批富商巨贾。

再次，北美人的企业家精神还表现为开拓创新的冒险精神，新英格兰逐渐成为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摇篮。欧洲人向北美的殖民本身就是一项海外冒险事业，愿意向海外移居的人们大多有着某种程度的冒险精神。北美的实际情形与殖民者初期设想的巨大差异使得其中许多人迅速适应形势，并根据情况做出调整和创新，如契约劳工制、《五月花号公约》中所体现出来的自治民主精神等。北美人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还表现为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纽约、费城、波士顿的商人积极投入世界经济的各项活动之中，开拓经济发展的新领域，“世界上没有一处角落是这些新英格兰商人还未跑到的”^[6]。如新英格兰商人所开创的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小三角贸易，不仅把没有人愿意要的糖浆变成了获利丰厚的商品，甚至还创造性地把北美的冰作为谋利商品运到了西印度群岛。此外，新英格兰人的这种冒险精神还表现为对科技的积极创新和探索精神，如渔业中新的飞剪船的发明和使用，后来生产中可互换标准件的应用和推广等等。

最后，北美人的创新精神还表现为实用主义的参与精神。新英格兰人不尚空谈，注重脚踏实地的动手精神。富兰克林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典型，他曾经说：“根据我的观点，实用性是对于发明的价值的试金石，那种没有任何用途，或者不好用的发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7]托克维尔对美国人的评价是：“他们习惯上选择有用先于美丽，而且他们会要求美丽的应该是有用的。”^[8]殖民地时代新英格兰商人是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化身。他们与西印度群岛的商人不同，那里是外向型岛屿经济，“种植者可以以一种高度独立的方式经营，依靠长途贸易，而不是地方市场和资金投入，从而导致殖民地的城镇和商人只在当地处于边缘化位置”^[9]。而北美殖民地的商人则积极投身到北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之中，不仅从事贸易，而且许多商人还投资制造业。殖民地的商人为了贸易的回程装运木材和生铁，常常资助地方铁厂，如马里兰的威迪克制铁公司可以从巴尔的摩港经营铁制品的商人那里得到贷款，马萨诸塞的芒特霍普冶铁公司也从波士顿的商人那里得到资助。罗得岛的布朗家族不仅为斯莱特的纺织厂投资1万美元，还建立了一个蜡烛工厂;而洛厄尔及其波士顿集团则更直接地进入纺织业的生产之中，开创了美国制造业生产中的沃尔瑟姆制度。^[10]殖民地的商人还积极投身北美的其他社会活动之中，如大商人汉考克和莫里斯都是北美独立战争的功臣。

总之，通过殖民地时期的积累，在北美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地区多样性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它不仅在发展道路上已经同西印度群岛和拉美分道扬镳，而且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性也初步形成，一个繁荣、富裕、开放和多样性的社会经济已经在这里牢固地奠基。“到独立战争前，北部殖民地发展的意义不在于其所取得的增长数量，而是其经济所形成的特征。”^[11]1600—1700年，北美13个州殖民地人口增长5倍，达到27.5万人，到独立前又增加了225万。根据艾丽丝·汉森·琼斯(Alice Hanson Jones)的估计，革命前美国自由人人均占有财富74英镑(Sterling)，相当于1978年的3800美元。^[12]尤其是北部这个“有着强烈的企业家决策精神的地区，造就了多样化的、较少依赖单一大宗产品出口经济的演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13]。

[1] 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第95页。
[2] B.塞利格曼:《美国企业史》,第15页。
[3] 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9页。
[4] 同上书,第478页。
[5] 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增长、福利与决策》(Sidney Ratner, James H. Soltow, Richard Sylla,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Growth, Welfare and Decision Making),纽约1979年版,第56页。
[6]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历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7] 罗格·伯灵盖姆:《钢铁巨人在前进:一部关于发明的美国社会史》(Roger Burlingame, March of the Iron Men: A Social History of Union through Invention),纽约1976年版,第77页。
[8] 小埃德温·T.莱顿编:《科技与美国的社会变迁》(Edwin T. Layton, Jr., ed.,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纽约1973年版,第95页。
[9] 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第300页。
[10] 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第405页。
[11] 同上书,第247页。
[12] 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第64页。
[13] 同上书,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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