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劳动力队伍的不断扩大外，北美劳工的生产和生活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由于机器的使用和更多的专业化，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19世纪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820到1860年，在13个行业的10个中，工人的日产量提高了50%以上。^[1]从1839到1899年，每名工人的人均产出从244美元增加到了602美元。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北美劳工的工时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以今天的标准看来，依然很长。1830年代早期，工人平均劳动时间为每周69小时，到内战前下降到62小时，到19世纪末仍然有59小时。其实，早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早期，工会组织就发动工人们争取10小时工作制。1847年，新罕布什尔第一个在全国率先通过10小时工作法。宾夕法尼亚紧随其后，在下一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令。内战以后，工人争取的斗争目标变成了8小时工作制。到1896年，有13个州通过了最高工时法。^[2]

除了工时较长以外，工人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由于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和进一步的专业化，熟练技工日益为半熟练工或非熟练工人所代替，从而导致工资的降低和地位的下降。广大非熟练工人的工作条件既充满危险，又缺乏保障。从1905到1920年，每年在煤矿生产中至少有2000起以上的重大伤亡事故;而在事故发生率位列第二的铁路交通行业，1913年发生了2.5万次重大事故。当时法庭根据习惯法的理论，认为工人既然承担工作，就意味着接受了工作中的危险。^[3]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府对于工人问题干预较少，而且也比其他国家为迟。法国1883年就有工人疾病保险;而美国的政府干预则主要是进步主义和新政以后的事情，在此前干预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强制教育法、童工法、最高工时法等方面。美国直到1935年才有了社会保险法。

其次，北美劳工的经济生活状况要明显优越于其欧洲同辈。虽然在殖民地时期，政府最初也曾经想限制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如1630年马萨诸塞就通过法律限制最高工资，规定木匠每日2先令，日工每日18分，要求“所有的工人都应该终日工作，只允许适当的时间去进食和休息”，不允许随便卖酒水给工人。甚至还限制各个阶层人们的穿戴。^[4]但是，由于大量自由土地的存在和劳动人手的短缺，这些措施大都执行不力。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亨利·乔治也认为：

所有我们引以为荣的美国人民的性格，所有那些使得我们的处境和制度优于那些古老国家的原因，我们都可以追溯到美国土地廉价这一事实，因为新的沃土已经对移民者敞开。^[5]

据研究，从1700—1774年，殖民地人均财富年增长率是0.28%，拥有人的比例是55%。17世纪中叶，殖民地1/3的男性识字，高于英国。而到殖民时代结束时，新英格兰90%的男性识字。因此，“殖民地的人们在18世纪里在教育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改进，从而使得他们的识字率高于英格兰”^[6] 。

在19世纪，美国和加拿大工人工资的总体趋势是不断上升。工业革命开动以后，由于人手不足，资本家不得不高价吸收。比如，当时罗得岛对小孩和女工日付30—33分，而洛厄尔则支付50分。另外，当时边疆的工资要高于已经定居地区。如1818—1830年，俄亥俄、伊利诺伊两州的月工资是9—12元，外加住宿。淘金热时期，加利福尼亚男性农场工人的工资达到60元/月，比中西部高400%。内战后，工资的地区差别变小，加利福尼亚从1850到1870年下降了30%，东部则上升了40%。奴隶日工资12分。^[7]从总体上看，美国工人的工资在19世纪增长幅度超过50%(1850年为100%)，如非农业男工的日工资从1800年的每日1美元增加到1.41美元。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从1860年的300美元上升到1890年的425元，再到1914年的580美元。^[8]到1913年，亨利·福特首次将他工厂里的最高工资提高到5美元/日。当然，在19世纪的各个时期，工资受经济周期、移民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波动。如1818年到1830年代，由于欧洲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和大量移民的涌入，美国的工资就有所下降;随后在19世纪30—40年代出现上升;50—60年代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东部工资有所下降;从内战到1900年，美国工业的工资增长了大概50%，而且工资的地区间和性别间的差别都在不断缩小，但这种差别仍然相当明显：如1900年，美国的年平均工资是437.96美元;而南部诸州只有300.81美元;西部最高，达543.98美元;女工的平均年工资只有273.03美元，童工更少，仅为152.22美元。^[9]

从总体上看，美国工人的工资收入要高于欧洲，桑巴特研究了德国工人和美国工人在1900年的收入后，“有把握地得出如下的结论：美国工人的货币工资是德国工人的2—3倍”^[10]。而且根据他的研究，美国消费品的物价水平也并不比德国高。美国工人拥有更好的住房、服装;德国工人则比美国工人消费更多的酒精饮料。因此，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花了更多的收入用来满足他们更丰富的‘基本’生活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比德国工人住得更好，穿得更好，吃得也更好。”^[11]

再次，除了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比欧洲高外，美国工人还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不仅是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水平流动，而且也指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由于西部存在着大量的自由土地，自美国独立之初大量的移民就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到西部去定居和垦殖，所以地区之间的流动和行业之间的流动非常频繁。西部开发首先就是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790年，西部占美国人口的6%，只有22万人;1850年，上升到45%，而这一年美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2300万人。^[12]除了向西移动、充当农业劳动力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随着全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和工业发展，同时还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另外，19世纪后期以后，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量的南方黑人劳动力向北方工业城市的集中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直到20世纪以后，美国工人的跳槽率都非常高，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福特的海兰工业园。1913年，他工厂的跳槽比例高达38%。为了奖励工作满三年的员工，给他们增加10%的工资。不过，1913年12月31日，1.5万员工中只有640人符合条件。^[13]

而垂直流动在美国社会中，不仅是一种事实，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期望。在美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成就了无数白手起家的神话。据估计，出生于1800—1830年的企业家中有1/3—1/2的人是农民、手工工匠或手工工人的子女。^[14]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人“从未将其生活地位视作固定与持久不变的。他们总是常常希望他们的工人阶级地位是暂时的，他们等待这一时刻，即他们能上升到中产阶级”^[15]。毫无疑问，殖民地时期劳动者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危险。然而，“尽管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艰辛，但对许多人来说，美国仍然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16]。马克思也认为：美国“虽然也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17]。桑巴特认为，美国人的理想生活“既不会是舒适富足地享受生活，也不会是平静地人格自身的和谐;相反，理想的生活是持续的自我进步”^[18]。

除了工人中普遍存在着对个人成功的热切期望以外，美国劳工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心理也较为积极。由于美国很早就实现了普选，政治上较为民主，“纯粹民主的政府形式将大众纳入进来，并引导他们去关注那些能够追求得到的利益”。据统计，俄亥俄的公民每年要参与22次选举。而且美国大多数人自小就接受了美国例外论和自立国之初就确立起来的民主观念，充满着对宪法的崇拜：“由于他是国家公民的一部分，他能以权利的方式合法要求的一切，事实上已经在宪法中给予保证了。”他们大多对生活充满希望，缺乏欧洲工人对资本主义的那种敌意，对整个社会和自己的未来都抱有乐观主义的情绪。“悲观主义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乐观主义，对999‰的人来说，都既是私下又是公共的快乐和表白，个人在此也永远并直接地和他的国家的大多数人联系在一起。”^[19]甚至连美国工人中的激进主义既“不是反对私有财产，也不是寻求州政府广泛卷入劳工关系和规范经济活动。激进主义所支持的是像缩短工时、最高工资、更好的劳动条件等衣食问题。”^[20]

与欧洲相比，美国工人虽然工作条件同样艰苦、危险，但经济和政治状况要优越于其欧洲同辈，而且社会心态也普遍较为积极。因此，桑巴特认为：“通过更深入地考察，我们发现，正是美国工人独特的政治地位，可以恰当地说明他们为什么会厌恶在欧洲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社会主义倾向。”^[21]

总之，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业化是两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它们各自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美国工业化的路子虽然也借鉴了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并遵循了从纺织到钢铁的发展模式，但是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美国人很快就在英国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如工厂制、股份公司制、美国体系、福特流水线和泰勒制等等。正是在上述不断的创新和对本国资源的系统开发中，美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新英格兰和大湖区制造业带崛起为堪与西欧的制造业中心相匹敌的经济中心，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而加拿大的工业化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现代化的向北延伸，相比美国而具有后发优势的加拿大不仅借鉴了美国既有的现成经验，而且在工业发展中对美国的市场、技术和资本越来越依赖，逐渐摆脱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一步步纳入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体系之中，美加自由贸易区则正是上述发展的一个必然归宿。

[1] 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美国经济增长中的长时段因素》,第683页。
[2] 同上书,第229—231页。
[3] 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第309页。
[4] 福斯特·R.杜勒斯等:《美国劳工史》,第12—13页。
[5]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王明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6] 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第193页。
[7] 国家经济研究署等:《19世纪美国经济的趋势》,第451—452页。
[8] 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变》,第308—309页。
[9]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第89页。
[10]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第103页。
[11] 同上书,第133页。
[12] 韩毅、张琢石:《历史嬗变的轨迹:美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13] 戴伟·A.豪恩谢尔:《从美国体系到大量生产1800—1932》,第258页。
[14] 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15] 李庆余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16] 福斯特·R.杜勒斯等:《美国劳工史》,第19页。
[17]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0页。
[18]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第18页。
[19] 参见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第25—79页。
[20] 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第235页。
[21]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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