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巴西现代化第一阶段带有浓厚的“咖啡经济”与“咖啡政治”色彩，那么，巴西现代化第二阶段则是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要特征，因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巴西经济支柱——“咖啡经济”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咖啡出口急剧下降，咖啡出口收入大幅减少，以出口为导向的咖啡经济引导国民经济的局面难以为继，咖啡种植园主和咖啡出口商主宰国家政治舞台的基础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面向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以及随之而成长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逐渐“当家作主”。正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工业资产阶级，以“巴西巴西化”为目标，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建立民族工业体系为主要内容，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故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亦可称作“巴西巴西化”阶段。
(一)　“尉官派运动”兴起，工业资产阶级上台
1929—1931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巴西经济支柱——“咖啡经济”，咖啡出口急剧减少，咖啡出口价格下降62%，出口收入下降60%以上。^[1]1929年巴西积压咖啡达到2600万袋，为巴西常年出口的两倍^[2]，咖啡价格从1磅22.5美分跌至8美分，出口值从1929年4.45亿美元减至1932年1.8亿美元。咖啡出口减少导致贸易额急剧下滑。1929—1938年巴西出口量减少31.1%，进口量下降63.8%。^[3]这样，巴西出口农业发展势头被打断，农业生产增长率从1920—1929年的7.5%降到1933—1937年的1.2%。同时，这场危机还严重打击了咖啡业主的势力，削弱了盛产咖啡的东南地区在国家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动摇了“咖啡政治”，旧共和国在危机中倾覆。
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许多咖啡业主停止种植咖啡，裁减农业工人和佃农，无法谋生的失业工人和佃农，不断举行反对咖啡业主为代表的寡头政治，人民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尤其是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下层青年军官也参加到反政府的行列当中。这些青年军官构成的“尉官派”进行的反政府斗争，史称“尉官派运动”。在不断高涨的反政府运动的压力下，巴西统治阶级集团分裂为保守派与自由派两派，前者由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咖啡业主和大商业资产阶级组成，后者由受到美国支持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组成。两派在1930年总统选举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保守派推举圣保罗州长儒利奥·普列斯特斯为总统候选人，而自由派推举南里约格朗德州长热图利奥·多内莱斯·瓦加斯(Getúlio Vargas)为总统候选人。由于前者作为“咖啡政治”的代表，受到咖啡业主和大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当选。但这一结果激怒了反对寡头政府的人民群众和尉官派，他们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支持瓦加斯的尉官派在各地武装起义。1930年10月22日，军队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推举瓦加斯为总统，从而结束巴西历史上第一共和国时期(即旧共和国时期)。11月3日，工业资产阶级代表瓦加斯组成临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政权。1930年10月军事政变和瓦加斯上台，是巴西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巴西结束了延续数个世纪之久的大地主大商人寡头统治，正式确立资产阶级统治，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
(二) 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
20世纪30年代，巴西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经历了四任总统：瓦加斯政府(Getúlio Vargas，1930—1945年、1950—1954年)、杜特拉政府(Gaspar Dutra，1945—1950年)、库比契克政府(Juscelino Kubitschek，1955—1960年)和古拉特政府(João Goulart，1961—1964年)。尤其以瓦加斯和库比契克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从巴西实际出发，高擎民族主义与发展大旗，推行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初步建立起较完备的工业体系。
所谓“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是指1930—1964年巴西利用出口农业的资本积累，发展民族工业，面向国内市场，大力生产工业消费品，替代原由国外进口的工业消费品并初步建立起生产资料工业，使生产结构渐趋多样化。这一战略由受民众主义思想影响的瓦加斯政府创立，为受发展主义思想影响的库比契克政府所发展和丰富。这一战略构成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第一部分，也是巴西工业革命第一阶段。
20世纪30年代巴西开始采取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并非偶然。首先，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迫使巴西人进行战略转换。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给巴西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以灾难性的打击，对巴西以咖啡出口为主的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不仅咖啡出口量、出口价格和出口收入全线下降，而且其他初级产品出口也大幅下滑，出口农业受到重创，贸易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急剧降低，1929—1938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下降7.3%。这场危机不仅造成咖啡经济的萧条和国民经济的衰退，也宣告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寿终正寝”，构成巴西政府被迫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大调整的决定因素。其次，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成为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早在19世纪末巴西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的缺陷，意识到完全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发展战略是危险的，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十分不利。30年代初，圣保罗一些工业企业家明确提出巴西不能依赖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认为应通过工业化改变巴西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地位，创建自己的民族工业，加速民族经济的发展，使半殖民地巴西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因此，巴西政治文化精英们形成进行工业化的共识，从而为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作了必要的心理、思想准备。其三，产生于40年代末的“拉美发展主义”与巴西有着不解之缘。它既是源自30年代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实践，又是对这一实践的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进而又成为5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的指导思想。在30—40年代巴西自主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践的基础上，以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支架，从国际贸易理论入手，提出“中心—外围”命题，明确指出工业化是外围(发展中国家)利用技术进步好处、改变不合理经济结构、摆脱不发达状态与依附地位的“唯一有效道路”^[4]，进口替代与改变进口结构是外围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拉美经委会提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巴西工业资产阶级中引起了共鸣。拉美经委会阐明了以罗伯特·西蒙森为首的巴西工业家集团的观点。两者的思想存在高度和完全的巧合”^[5]，尤其拉美经委会提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及其有关的政策受到5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的大力推崇，并得到广泛的实施。库比契克政府和军政府都高举发展主义大旗，使巴西经济出现两次发展的高潮。可见，拉美发展主义不仅是巴西制定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之一，也成为实施这一战略的指导思想。其四，巴西早期工业的发展为巴西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奠定了经济基础。巴西独立后，尤其19世纪50年代后，随着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出口农业的部分收入被投入制造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发展步伐加快。据统计，1920年巴西已拥有13336家企业，资本额达181.5万康托，职工275512人，使用动力计3.1万马力。简言之，巴西早期工业发展为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物质条件。最后，工业资产阶级上台执政为战略的转换提供了政治前提。1930年瓦加斯上台执政，是巴西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标志着延续数百年之久的种植业主寡头统治终告结束，宣告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巴西政治舞台。自19世纪末以来，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新兴资产阶级竭力主张通过工业化和发展民族经济，使巴西摆脱因葡萄牙殖民统治造成的落后状态。资产阶级上台掌权，为巴西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实施进口替代工业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巴西政府为实施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进行了不懈努力，尤其瓦加斯政府和库比契克政府起了主要作用。瓦加斯政府采取一系列促进巴西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开创了巴西工业革命，为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库比契克政府采取进一步推进民族工业的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进口替代工业化得以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巴西政府为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第一，制定工业化发展战略与规划。先后制定和颁布《1940—1945年兴建公共工程与加强国防建设5年计划》和《1950—1954年索尔特计划》，初步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
第二，建立领导与管理工业化的相关机制。1930年，瓦加斯政府建立劳工部。1931年，建立工业和商业部。1937年，建立全国经济委员会。此外，还加强金融机构、信贷和贸易机制的建设，执行新的信贷政策，为工业化提供更多更便利的融资渠道。这些机构和机制的相继建立，确定和保证国家对经济尤其工业化的领导与干预作用。
第三，建立大型的国有企业，实现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指导与参与。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巴西政府利用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在某些具有战略价值和私人无法经营的部门建立国有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加斯政府建立了一大批大型骨干工业企业，如沃尔塔雷东达钢铁公司(1941年)、国家发动机厂(1942年)、多西河谷矿业公司(1942年)、国家制碱厂(1943年)等。巴西政府还将工业发展的重点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国有企业的建立，极大地推进工业化进程，增强了民族经济的实力，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领导作用。
第四，发展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推动民族工业发展。早在1931年瓦加斯就说：“钢铁时代即意味着巴西的繁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加斯利用美国资金和技术建立起巴西第一个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沃尔塔雷东达钢铁厂。随着国营钢铁、电力、矿业和制碱公司的相继建立，巴西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政府计划重点发展交通运输和电力。库比契克政府制订了全国发展纲要计划，优先发展基础工业、动力、运输和基础设施部门。其任期里，巴西不仅扩展了原有的钢铁、建材、化工等部门，而且新建了汽车、造船、炼铝、化纤、重型机械等新兴工业部门。这样，巴西制造业结构从轻工业逐渐发展到重工业、中间产业和资本货工业。为了克服交通运输滞后的“瓶颈”问题，巴西政府1956—1960年实施第一个全国交通运输发展计划，共铺设了公路1.7万公里，基本上建成以巴西利亚为中心的辐射四面八方的公路网络;修建了数千公里铁路，使铁路总长达3.8万公里。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第五，为了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采取高筑贸易壁垒的措施，包括提高进口税、提高进口工业品价格及进口许可证等。1931年瓦加斯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一切被认为处于生产过剩状态的工业部门的设备进口”，并大幅提高关税。1966年拉美经委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巴西关税水平高达40%，大大高于德、美、英、法(10—20%)和丹麦、瑞典(不足10%)。这些法令和税率保护了国内消费品工业及其设备工业市场。1947年杜特拉政府实行进口许可证制，颁布“禁止同类产品进口的规定”，严格禁止进口那些国内工业已能生产的替代品，从而保护和鼓励了巴西新兴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六，在充分利用国家资本积累的同时，积极利用国外资本。1945年前，巴西主要利用出口农业的资本积累作为工业化发展的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初级产品出口收入严重下降，利用外资来推进工业化成为自然的选择。1955年巴西货币与信贷管理局颁布第113号法令，豁免外国企业的进口关税，给予外资企业优惠贷款，免征新建外资企业第一年的销售税，从而为外国资本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库比契克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不仅扩大外资在企业的股权，允许跨国公司直接在巴西设立分公司，还采取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外资进入机械制造和汽车业。这样，外资流入明显增加，投资重点从二战前的采矿业和农业扩展到制造业。
正是由于巴西多届政府推进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工业化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巴西工业化进程取得显著成效。一是工业成为巴西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与农业并列为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从1930年到1955年25年间，工业年均增长近8%，工业产值跃升到占GDP的23%^[6]，已逼近农业产值，重工业发展速度已超过轻工业，巴西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渐演变成一个“农业—工业国”。二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传统工业有所下降，新兴工业(冶金、机械、运输设备、化学、电器设备等)产值比重明显上升，巴西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任务基本完成。三是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巴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1932—1961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达6.1%，高于同一时期的拉美平均水平;巴西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3.4%，超过同一时期美、英等国的人均国民收入。^[7]四是工业化的推进引起了巴西社会关系的变化。工业资产阶级不仅掌握国家大权，而且统治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大种植业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削弱，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成为民众主义政权的统治基础。广大农民和农业工人仍处于社会低层。总之，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使巴西社会经济结构逐渐发生深刻变化。
(三) 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
这一阶段，除大力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外，以瓦加斯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还对巴西的政治、社会和外交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政治上，建立民众主义政治模式，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1930年11月11日，瓦加斯签署《临时政府根本法》，以取代《1891年宪法》，宣布解散联邦议会、州议会和市议会，将全部行政权与立法权收归中央及其总统本人，由总统任命“总办”取代原来的州长，而这些州长绝大部分由原来支持瓦加斯的尉官们担任。这样瓦加斯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权。1931年5月，瓦加斯颁布法令，禁止各州之间设立关卡，征收贸易关税，从而剥夺了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征收各州关税的权力;还成立各种经济委员会，将大批经济学家、法律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智囊团，加强工业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同时，提倡“阶级调和”和“阶级合作”，主张建立一个“多阶级联盟”，认为当时的“巴西是一个大病院……巴西人民是虚弱有病的人民。国家需要一个医生，那就是独裁。”^[8]他主张的“独裁”实际上是指建立高度集权的总统制，通过大权独揽的总统，采取镇压和调和两种手段，实现政局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
社会上，一方面，瓦加斯对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恩威并举，对那些支持自己的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实行拉拢，让其参与政权，对那些威胁自己统治的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采取镇压迫害。另一方面，他对待社会下层的工人和农民也采取镇压与调和两种手腕。对那些反政府的政治力量和共产党领导人采取镇压与监禁，对那些支持自己的工人力量采取引导与调和，如成立“劳工部”和工会组织，负责引导工人运动;颁布《工会法》(1931年)，协调劳工与政府、劳工与资本家的关系;尤其颁布《1934年宪法》，规定凡年满18岁男女公民均有选举权，规定众议院必须保留40个议席给工会组织，这样巴西历史上工人阶级第一次进入议会，直接参政议政。从1938年开始，瓦加斯还筹建巴西工党，将大批工人动员组织起来，纳入政党体系。瓦加斯政府还颁布《巴西出生工人庇护法》，批准4个有关劳工问题的国际协定：《关于工人最低年龄协定》、《关于童工身体检查问题的协定》、《关于禁止妇女从事夜班劳动协定》、《关于发给老弱病残的工人以抚恤金的协定》。经过瓦加斯民众主义改革，巴西工人劳动条件明显改善，工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工人参政议政的意识与权利大大加强，从而扩大了瓦加斯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
外交上，开始放弃模仿、追随欧美国家的传统外交，奉行比较“灵活、独立”的外交政策。针对20世纪30—40年代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伴随巴西国力的逐渐增强，巴西政府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巴西既保持同英美的传统关系，也适当地与德国、意大利走近;战争期间，巴西与美国密切合作，积极参加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战争结束后，又逐渐疏远美英，并不顾美国抗议，坚持与苏联建交。50年代初，甚至不顾美国压力，拒绝出兵朝鲜。同时，为了捍卫民族利益，改变外资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窘境，巴西政府采取限制外资政策，实行国有化运动。结果，巴西基本实现了“国家资源国有化”，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条件。
总体说来，瓦加斯建立的民众主义政治模式就是一个以工业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参与的、以城市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多阶级联盟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正式取代了延续几个世纪之久的农村地方寡头统治的政治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巴西政局实现较长时间稳定，瓦加斯成为巴西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这一模式不仅获得其后数位继任者的继承与发扬，而且还成为许多拉美国家仿效的对象，致使拉美地区出现盛极一时的民众主义浪潮。
(四) 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渐显弊端
应该说，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巴西工业化第一阶段，不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层面的进步，还进行了大量的“破旧立新”的制度突破，可以说这是巴西现代化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然而，到60年代初，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渐渐显露发展后劲不足、发展前途暗淡，其缺陷和弊端逐渐凸现。第一，进口替代内向性严重，进出口部门缺乏活力。由于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片面强调进口替代，注重国民经济的内向发展，致使进出口能力萎缩。由于强调面向国内市场，制成品出口甚少，出口结构仍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1960年，咖啡、可可、棉花、蔗糖四种农产品出口值占巴西出口总值的72.1%，制成品仅占2.9%。第二，依赖进口技术和资本，经济缺乏自主力。巴西进口结构中虽减少对消费品的进口，但却增加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进口。1960年，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进口占总进口的60%以上。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扩大再生产需要有更高的技术和更大的资本投资，势必造成巴西经济在新的层面上对国外的依附。第三，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工业发展缺乏动力。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化过分依赖进口技术和设备，不是依靠自主创新的技术和资本更新，因而工业发展缺乏动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1939—1949年10年间，巴西劳动生产率仅提高4.4%。工业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39年的43%增到1960年47.8%，20年只提高4个百分点。第四，过度保护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缺乏竞争力。巴西进口替代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的。为了扶持新兴的民族工业，巴西高筑贸易壁垒，对国内市场加以有效的保护。60年代中期，巴西对非耐用消费品的实际保护率高达50%—60%。由于国内市场长期受到保护，缺乏竞争机制，企业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企业产品因缺乏竞争力难以打入国际市场。此外，由于国内市场长期受到保护，国民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不断减弱。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上述弊端到60年代中期更为明显和严重，到了非修正不可的程度。

[1] 鲁迪杰·唐布什奇主编：《发展中国家决策者们采用的公开政策工具》（Rudiger Dornbusch and F. Leslie C.H. Helmers, The Open Economy Tools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第286页。
[2]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巴西史》，第395页。
[3] 美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第11页。
[4] 奥斯瓦尔多·罗萨莱斯:《对结构主义典范—拉美发展的总结与革新》（Osvaldo Rosales, “Balance y renovacíon en el paradigma estructuralista d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 《拉美经委会评论》（Revista de la CEPAL），第34—35期，1998年，第21页。
[5]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上册），高晋元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6]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上册），第139页。
[7] 苏振兴、徐文渊主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8]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巴西史纲》下册，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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