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之间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中国民众坚决要求反抗日本侵略。

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还在上海挑起了事端，引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18日，临近壬申年的春节，一伙儿手拿木鱼、打扮奇怪的和尚突然于寒日出现在上海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一家当时十分著名的国货企业门前。当天下午，他们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幌子，不停地敲鼓击钟，还向厂内投掷石块。其鬼鬼祟祟的行迹引起厂内自发组织“三友抗日义勇军”的注意，立即跟踪其后。这群和尚见工人们尾随而来，便向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窜，在赵家宅附近遭到工人的拦截盘查。这时，一群已被收买、奉命混入义勇军的流氓一哄而上，将这群和尚用石块猛砸狠打，致使其中一死两伤，然后趁乱逃散，将责任嫁祸于“三友抗日义勇军”。这起日僧事件(又称“和尚事件”)可算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

事件发生后，日本浪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回到租界后，日本浪人又砍死砍伤3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举行“日本居留民团”集会，他们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发生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不但如此，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还于21日就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毫无根据地咬定杀死日僧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社工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四项无理的强硬要求：一、上海市长对该事件进行公开道歉;二、逮捕和处罚作案者;三、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四、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与此同时，日军已经积极准备武装进攻上海，开始向上海大量增兵。在发动进攻之前，日军已在上海集结了军舰、飞机，海军陆战队及武装日侨数千人。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

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收到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前对日本所提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国民党政府慌乱如麻，授意上海市政府进行退让，全部答应日本方面的要求。岂知日本侵略者没有就此罢休。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致函上海市政府，声称将派兵进驻闸北一带，要求驻闸北的中国军队即刻撤退。28日晚23时30分，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的情况下，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按照预定计划，在坦克的掩护下，即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进攻。开战第二天，三友实业社即被日军占领。

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驻防上海的国民党地面部队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奋起抵抗;2月，张治中将军率由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组成的第五军赶来支援，给予日军以重大打击。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宣言，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武装起来，实行决死抵抗，发动上海人民直接参加前线的作战与其他后勤工作。

上海各界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支援抗战运动。工人和青年学生掀起了参加义勇队的热潮，上海各行业工人、大中学生和其他市民迅速组织起数十支义勇军，北平、广州、四川等地的义勇军也远道赶来助战;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54家日资工厂的6万多名中国工人，日清、大阪等轮船公司的中国职员、水手，以及在日本商店、机关、住宅工作的中国店员、职员、佣工都举行了罢工;商店罢市。

1932年1月31日，上海市民在劳勃生路(现长寿路)举行抗日大会

与此同时，上海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捐献运动。仅1月30日一天，就募集现金10万元。2月3日至5月30日，由虞洽卿、史量才、黄炎培、杜月笙等组织的上海地方维持会，也募集救国捐款27万元。宋庆龄、何香凝等知名人士还到真如前线慰劳战士，一天工夫就筹设了数十个伤兵医院;发动和组织“国难战士救护队”，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一所有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亲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带领妇女界、医务卫生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支援前线;发起捐制棉衣活动，五天内制成3万多套送到前线，联络和发动海内外各方面力量支援上海抗战，为处于困境的十九路军募集款项物资。国内各阶层人民和海外爱国华侨纷纷为十九路军捐款，款项达700余万元。广大爱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使十九路军士气大增，他们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死伤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何香凝等主持建立的国民伤兵医院旧址

战争开始前夸口“四小时即可了事”的日军司令盐泽，因攻击失败于2月4日被免职。2月13日，接替盐泽的野村也因包抄吴淞计划失败而被解职。2月20日，植田的进攻也无济于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经受住重大牺牲，抵抗一个多月。日本决定以前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换替植田，并增调两个师团和100多架飞机来沪。至此，日本投入的总兵力达到六七万人，与中国方面参战兵力大致相当。3月1日，日军发动总攻，中国守军腹背受敌，后援无继，被迫于当夜退守嘉定、黄渡一线。十九路军一后撤，国民党政府就开始同日本妥协媾和了。

一·二八事变使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受到重创。当时的上海炮火连天，鲁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血刃塞途。”在日军侵沪司令盐泽幸一“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的疯狂言语之下，日军第二天就炸毁了藏书40多万册，在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商务印书馆，其所属的东亚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化为灰烬。三友实业社、五洲大药房和商务印书馆等中国商人的生命财产在日军炮火下，均遭重大损失，有的几乎倾家荡产。战后，上海生意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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