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申报》跟踪报道《百余共党昨晚解京①》，消息说，上海市公安局先后在曹家渡共和戏院以及北火车站等处捕获“共党”100余人，先关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后于“昨日”即7月29日，“解首都”(南京)，共分装两车押送，随后由京沪铁路夜车运送进京，随车有警备司令部卫队二排。
更详细的新闻报道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副官张余之等率兵一连，押解男女“匪犯”于30日当日10时到南京，交军政部军法司收审。军政部军法司王震南司长回应，业已收押，于日内开始特别提审，并谈到在沪初审口供，极为简单，证据各件，犹待审查。因案件关系甚大，中央将派员参与审讯。
《申报》报道
如此，到了南京以后，这些“共党”先是被押在军政部军法司，后又被移送宪兵司令部。
据龙潜回忆，他们到南京军政部军法司后，大家被关在一个大屋子里，两人一堆，一起睡在地板上。在军法司，他被提审过一次。
问：“你们是去开什么会?”
答：“我不是开会的，是在那里找一个熟人的。”
问：“曾在签到簿上签了名，还不是开会?”
答：“那不是开会的签到簿。……”
据张树仁回忆，他们到南京后在军政部待了半天，才到军法司，三天后因为军法司又从蚌埠捕来一批人，所以又把他们转移到宪兵司令部。一种说法是，到南京军政部军法司后，全案依然无人供认，因此一周之后，国民党不得不把此案解送至当时“反共”最卖力的南京警备(宪兵)司令部。
龙潜也回忆，他们在南京军政部军法司被押了几天后，就被送到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是当时国民党残杀共产党革命同志最多的屠场之一。宪兵司令部由首都卫戍司令部改组而来，门口曾挂“南京警备司令部”牌子。新中国成立后，旧址改建为南京瞻园路1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机关的宿舍。国民政府时期，这里常年关押200多革命者，著名的共产党员罗登贤、邓中夏、陈赓、陶铸、黄励、郭纲琳等许多同志都在这里被关押过，一批批的革命同志从这里被送到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
1931年，17岁的廖逸农
①经人介绍进入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充当文书。做了几个月后，他被调至军法处，充当司书，同年冬天，首都卫戍司令部改组为宪兵司令部。廖逸农被留任，担任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军法课司书。1932年六七月间，任书记官。廖逸农被派跟随法官李植担任记录，共同承办有关共产党人的政治案件的审判事务，一直到1935年，调任办理普通刑事案件的书记。
据廖逸农回忆，首都宪兵司令部司令由谷正伦担任，因为宪兵司令部的性质是军事检察机关，没有军法审判权，而警备司令部有审判权，所以谷还兼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对外判决案件等，都用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名义。
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军法课，从1932年初至1935年春，大致的情况是，课主任1人，法官5人，书记官6人，司书4人。每个法官配书记1人，平时固定不调动，共同承办案件，多出的1名书记官专管已结案中的档案卷宗，并领导司书做抄写。当时的课主任是贺伟峰，负领导之责，案件由他分配给各法官承办。法官陈玉润的书记是李国贻(即李谏民)，法官李植的书记是廖逸农，法官李华龙的书记是胡煜。这三对人员专办政治案件。法官刘有容、书记官贺经修与法官袁辟璋、书记官王钧，则专办普通刑事案件。司书有李为琦、程继灏、周传升、周文熔。
据廖逸农交待，当年国民党疯狂迫害共产党人，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同宪兵司令部，相互勾结，共同进行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属的调查科，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局的前身。他们专门在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利用叛徒进行逮捕“政治犯”的活动，事后押解南京，被押解人员会及时送到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关押，但案件仍由调查科接手，该科通过欺骗劝降，搜集资料，作为继续搞破坏的线索。最后对于要判刑的，才移送宪兵司令部军法课进行审判。
调查科与军法课，虽属于两个机关，但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它们脉络相承，手段相似，极其阴险毒辣。它们的罪恶活动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掌握了一些叛徒。该科在上海设有分支特务机构“上海区”。平时有区内特务带领叛徒，在租界内满街闲逛，遇到有组织关系的相识者，就行同盗匪，将人绑架回去。绑架不了的就当街耍流氓手法，打闹到租界的巡捕房，他们出示特务的身份证先脱身，事后再由区里用公文去引渡“政治犯”。“犯人”被带回去后，立即对他们进行欺骗利诱和施用各种残酷刑讯，迫使其交待组织关系，追出线索后又进行更大范围的逮捕，这样连番逮人。只要破获一处机关，就派特务在那儿守候，凡来者都加以逮捕，直到再没人上门为止。区方还勾结了上海警察总局、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区的主要任务是搞扩大破获，破获就要送到南京，这是第一阶段。
其次，第二阶段，调查科会在南京接收上海区的材料，加以整理，再加进科方的资料，然后派人带领叛徒到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与在押人员进行谈话，这种谈话是采用阴险恶毒的“软化”手法，不拘形式，也不做记录，谈话的次数与所来的人数都不一定，是看对象而决定对策，也就是利用叛徒现身说法，不择手段。其目的是收集组织、人事、历史、工作方法等方面的材料，取得材料的方式是教写“自白书”。科方对“自白书”进行整理，然后送交上海区和其他分支机构作为继续搞破坏的线索。这种谈话，在当时被调查科的人称为做说服工作，或劝降工作。谈话告一段落时，调查科对于叛变彻底，即在上海被捕时就交待组织关系，在谈话中所说出的资料也有价值，被认为还大有用处的人，便把他从看守所内直接提出去，安置在专设的招待所。对这些叛变者，调查科先给予物质上优待，然后让填自新登记表，写出“脱党宣言”，并参加该科特务工作，填写特务工作的各类表格，随即恢复自由。从此，此人便参加该科，做了特务，危害党的地下组织。而对于那些态度坚决，不交待组织关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则是随即移送军法课加以审判并杀害。还存怀疑或认为难以置信的，用处不大的，纵然叛变彻底，也不轻易留用，而是与其他人一样，要被判刑，一律交由军法课审判，判处各类徒刑，送交监狱，关押折磨。因此，这个阶段主要是说服劝降，也是最关键的阶段。
最后，到军法课审判，已经是第三阶段了，即扫尾阶段。军法课是按照调查科移案公文所写明的身份、事实，照例经过审问，然后按情节定判处刑的。廖逸农说，当年对于迫害共产党人的案件，处刑极为残酷。在所谓“审问”中承办法官稍不遂意，便加凌辱，如有因自己直接追问导致破坏扩大的案件，则严刑相逼，残暴更甚。
廖逸农跟随法官李植担任书记，大约三年的时间，承办的案件涉及300多人，其中被杀害的有30多人。廖逸农参加了共舞台案的审理记录。据他回忆，调查科派出主要干事季源溥带领人员、叛徒专门进行收集资料。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移案公文中这样记载共舞台案：
中共江苏省委为了煽动抗日，发展组织，以声援东北义勇军、反对淞沪停战协定为名，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联合会的名义，召集所属各组织有：英电、法电工会、码头工会、搬运工会、人力车工会、纺织工会、店员、学生组织等，都派出代表，于7月17日借用沪西共午(舞)台作会场，开大会布置工作，本部事先获得情报，乃得会同警察总局当场围捕。 廖逸农说，随案还附送有在会场搜得的宣传品“宣言”“通电”印刷品一捆，并附有被捕人员名单一份，名单中的大多数人身份不明，只写明“代表”二字。事后由季源溥交来一些纸片、字条、信函、照片等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