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29日 阅读：208 评论：0

据廖逸农回忆，因共舞台案涉案人数众多，审问次数频繁，普遍审问2次，另有1次大对质审问。李植先从调查科叫来告密叛徒李典，又名唐桂生(冯桂生)，问明部分情节，由李典指出案内李逢春(即李鸿春)、王灿、李文达关押在上海时，三人就已动摇。李逢春供出了中共江苏省委地址，因此捕到了肖万才。后来李植利用李逢春、王灿、李文达，叫他们暗中刺探，秘密提出报告，还利用相互牵扯、个别指正等阴险手法，查清一些人的案情、身份。同时，季源溥也布置了一些在押的叛徒暗中刺探。但是直至结案，敌人都始终没有弄清全案的主要负责人。审问两个月(应该是一个半月)后，进行了判决。
 实际上，判决前，军法课已确定了原则。即突出两个重点：一是确认这次大会是非法的，二是强调当场围捕。这样，对于搞清组织身份的人可以按其身份定判;对于没有搞清身份的人，既是出席非法集会的代表又是当场被捕的，也就可认此定判。总之，只要到了军法课，就是最后的阶段了。
 廖逸农说，判决结果是：死刑13人;判各类徒刑者60多人;交家属领回管教的青年学生8人，他们大都是事先有人向陈立夫说过情了;交保释放的，仅有中年妇女肖郎氏1人，她双目失明，是肖万才的妻子;叛徒李逢春、王灿、李文达3人没有被判刑，由调查科提去留用，做了特务。在这些被判刑的“政治犯”中，最小的一位叫做张毛宝，当时他才十五六岁，是一个印刷店的学徒。
 审问期间，调查科派出的主要干事之一季源溥经常前去参加，与法官李植商榷，共同进行，即为会办，也就是会同办理。季源溥并不参与军法课的审问，他每天主要是带去人员及叛徒。他进入看守所提审案内被捕者，骗取组织人事关系等。同时也帮着军法课搞清一些人员的真实身份，以利审判。在与季源溥的接触中，廖逸农听说这次案件是调查科事先获得了情报，并逮捕了有关人员，于是派出主要干事顾建中率人在上海布置破坏的。先是派出了大批人员，监视沪西某些公共场所，广泛侦察。当天，接到上海市警察总局督察处转据劳勃生路警察分局电话报告，知悉共舞台将开大会，经核实，乃由顾建中亲率人员及武装警察，乘伪装车辆掩护前往，才得以当场围捕。
 季源溥当面告诉李植，围捕成功后，上海某些知名人士即出面说情，要求保释某几个被捕青年。上级认为这种情形非应付不可，于是写了几个名字给李植，叫他审讯时注意，以便将来保释。李植和廖逸农专办此案。在审问过程中，人数太多，审问频繁。绝大多数人只载明是“出席大会代表”。他们一头雾水，找不出重点，很多人身份不明。所以李植又与顾建中接洽，由顾派来“自新人”，即叛徒李典(唐桂生)，及其妻唐王氏前来提供情况。
 李典是在共舞台案前不久被捕的，他是中共沪西区委的成员。对于案内被捕人员，他知道李逢春是党员，与肖万才有组织关系，知道王灿为区委委员，并负责接待代表出席大会，同时他还指出李逢春与李文达等被捕后在上海时就已动摇，甚至肖万才的地址就是李逢春提供的，说这三人可提供较多的情况。后来，李植便提出李逢春与李典见面，让其“现身说法”劝李逢春“立功”，李逢春表示接受。随后就利用李逢春、王灿、李文达三人，让他们在看守所内对同案人员暗中刺探，提供“小报告”，即秘密报告，然后再利用其他方法获取组织身份。季源溥另外还布置了一名叫做李振东(应为李耀东)，系其他事件中的叛徒，暗中侦查，提供“小报告”。这些报告，为审讯提供了便利。全案经过两次普审，一次大对质后，约在10月份开始结案。结案前，季源溥已事先和军法课主任贺伟峰商定了判决原则，最后由谷正伦商同陈立夫批定。
 据温济泽回忆，1932年7月29日夜，他们被移送南京。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院子，他们一个个被剃光了头，胸前挂上写着“赤匪”两个大字的纸牌子，挨个照相，并挨个在登记表上按指纹，先按十个手指纹，再按十个脚趾纹，然后换上更重的脚镣，被关进号子(即囚室)。每个号子里都架着双层床，上下通铺，两层紧挨着睡十几人。地上放一个马桶，没有多少可以走动的空间。8月的南京，正值酷暑，墙壁被太阳晒得发烫，号子里热得像个火炉。马桶臭汗，熏得人恶心欲吐，就连呼吸都感到困难。蚊蝇乱飞，臭虫乱爬，身上又黏黏的，更令人难以入眠。就这样，他们之后被敌人挨个审讯。
 据龙潜回忆，他们被押到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这个看守所的两排房子前后都是警卫和看守。敌人不睡觉，他们一心想要破这个案子，从沪西搞来叛徒唐桂生(即李典)，并押来了唐桂生出卖的肖万才夫妇(肖的女儿王小宝，儿子肖明山都是同案)。特务想从肖氏父女身上寻找突破口，但提审王小宝时，王小宝不承认肖万才是她的父亲，敌人只好作罢。提审时，唐桂生坐在法官李植的后面，一个一个地指认，认出来的点点头，认不出的摇摇头。很快，唐桂生认出了李文达、李鸿春、王灿、张德生，李文达和李鸿春被连夜提审，结果他们叛变了。接着王灿和张德生也叛变。
 由唐桂生咬出李文达、李鸿春、王灿、张德生，再由他们指认出一些人，共舞台案便被定下来了。
 

 

苏州盘门古城

 张中则回忆，在法庭审问时，敌人都是对他们进行个别审问的。当问到张中的时候，张中说：“我是刚从广东家乡来到上海考学校的。路过此地，被错抓逮捕。”在被捕时和在法庭上，张中都没有被敌人抓到任何证据。同案中的4个叛徒(指张德生、李逢春、李文达、王灿)也不认识他，因此他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被判了6年徒刑。被捕的同志们都十分痛恨那几个罪大恶极的叛徒。他们在共舞台案内对被审问人的危害是极大的。据说，有些人被判重刑也是因为他们的出卖，结果这4个人中，除张德生1人被判处徒刑外，其余3个叛徒后来情况不明。被判处徒刑的60多人，大约于1932年10月初由南京送到苏州盘门外监狱服刑。
 1933年四五月间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课当中尉书记(一直到1949年)的李谏民(应即廖逸农所说的李国贻)承认参加了共舞台案件的记录。他和陈玉润一组，陈审讯，他记录;另一组由李植审讯，廖逸农记录。据他回忆，他一共记录了十几个人。
 李谏民记录的都是代表，没有牺牲，没有叛变，都被判了刑。他记录的这十几个人，都承认自己参加共产党，但坚决不供出组织，而且说要杀就杀。如交代出组织，就算自首了。据他回忆，共舞台一案中共有十几个人叛变，这些人都是由李植处理的。
 在宪兵司令部挨个审讯及判决执行的过程中，还另有一些插曲。1932年9月，上海市法院于刑字第174号公函载，因接密报，法租界巡捕房还抓获了可能与共舞台案相关的“共党要犯”朱爱华、李英(原名袁炳辉)二人。但是，后来的情况不明。陈穆说，判决书是在看守所发的，每个人都有一份。
 温济泽等大部分同志在法庭上立场坚定，斗争勇敢，在遭受吊打、老虎凳等酷刑时，始终坚贞不屈。对于父亲杨超(即李季俊)在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里所遭受的反复提审和严刑逼供，杨潇在她著的《百年长歌——追寻父亲杨超的人生印迹》中，这样记述道：
 父亲对此早有精神准备。在南京，父亲被提审了两次，他坚持初审说法，绝不改口。
 第一次审讯时，一个叛徒瞎指控。父亲听到心里反倒踏实了，看来叛徒对中国公学的党组织并不了解。回到看守所，深夜，父亲激奋难眠，辗转反侧，他摇醒睡在身边的张中，压低了声音耳语道：“如果下次审讯再有叛徒对质，我就要来个闹法堂，打叛徒，与之辩论。”稳重老练的张中按住父亲肩头，贴着父亲耳朵，一字一顿严厉吩咐：“要沉住气。你只是个买票看戏的学生，记住你的身份。不准乱来!”
 第二次过堂是在晚上，父亲正感冒发烧。在审讯室里，敌人凶狠地咆哮：“再不招就叫你皮开肉裂!”父亲喋喋不休述说他去大戏院捐款看戏。宪兵听腻了这类口供，不耐烦地把他剥光了，绑起来吊到横梁上，用皮鞭沾水狠狠抽打。一抽，一条血痕;一鞭，撕裂一层皮肉，痛得火烧钻心，父亲咬紧牙关，默数着鞭打次数。他曾面对党旗宣誓，保守秘密，永不叛党，现在，要以血肉之躯来履行誓言!
 宪兵抽打得精疲力竭，用鞭头戳着父亲胸肋，威逼劝诱：“四川小赤佬，今天你吃的只是头道菜，还有灌辣椒水，钉手指头，上电刑……你年纪轻轻，何必糟蹋青春，变成残废呢?”
 父亲一口咬定他叫李季俊，是从四川来的穷学生，看到报上启事就来捐款看戏，不知什么共产党集会。
 皮鞭“嗖嗖”挥舞，毒蛇般撕咬父亲，父亲冷汗淋漓，咬紧牙关忍受。临过堂前难友们嘱咐说：“受刑没什么了不起，忍到痛昏过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熬得住痛昏前的二三十分钟就是好汉。”痛得几乎昏死的父亲在心头呐喊：比起张元昌背美孚煤油桶，这“头道菜”算不得什么!
 共舞台案的发生使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创。从8月初到9月中旬，共舞台案“天天有人过堂，天天有人受刑”，宪兵队疯狂逼供，同志们咬牙坚挺。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的不到两个月中，杨超看着狱中前前后后被枪毙了50多名犯人，平均两天枪毙3个人。同案13位难友的牺牲使他激愤难忍。然而，酷刑、流血牺牲都没有吓倒他们，反而激起难友对敌人更深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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