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起案件中被捕，后来与其他60多人一起被判刑的，有一位“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被平反的“右派”，名叫温济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当年化名温谅文。他当时名义上担任的是上海市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青年部长，同时也是江苏省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两个大会筹备处的青年部长。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曾多次撰写文章，并出版回忆录，回忆了当年的情形。
温济泽
据温济泽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上海的党、团活动是在一起的，很难分清是党的或团的活动。他于1930年4月在淮阴中学入团，6月被学校开除后到南京。8月曾在南京准备暴动工作，失败后考入扬州中学，11月因受国民党通缉追捕，逃到上海，住在二叔温崇信家。温崇信是复旦大学注册处主任，在他的帮助下，温济泽进入复旦大学附中高二年级，那时已经是下学期。复旦附中没有地下共青团的组织，温济泽入学不久后，接上了团的关系，并在学校里建立了支部，被指定担任团支部书记。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上海满目疮痍，原在江湾的复旦大学校址被战火毁坏，因而搬迁到了徐家汇，和复旦附中挤在一起。原来的共青团附中支部遂和大学部合并，成为复旦大学支部。中共法南区委
①继续指定温担任复旦大学的团支书，他在学校里从事反日救国会相关工作和其他工作。
当时，中国公学团支部是上海重要的团支部之一，党、团员很多。另外，还有大夏大学附中团支部，支书叫张成修，四川人，女，后来脱离了组织。复旦大学的团支部有三个团员，支部书记是温济泽，一个团员叫史孝舜(后来被推荐去学委工作)，另一个团员叫梁湛楷。复旦大学的党支部也有三个党员，支书是肖维梅。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全校影响很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1931年11月，上海5000多名学生第二次去南京请愿，温济泽是复旦学生反日救国会执委兼宣传部长，也参加了此次请愿。他们到南京逼迫蒋介石出来接见，并在群众中揭露蒋的卖国面目。同年12月9日，南京派学生代表来上海联络，被国民党逮捕。当天下午，上海学生、工人、店员上千人包围了枫林桥上海市政府，揪出市长张群，还组织了“民众法庭”审判特务，并以法庭名义在上海一些报纸上登出了通缉令。温济泽是到报馆交涉的几个代表之一。同月16日，温济泽在南京还参加了去国民政府请愿的斗争，珍珠桥惨案发生后，杨桐恒重伤致死，温济泽与其他学生一起把杨的尸体抬回上海。1932年1月10日，群众在上海南市一个体育场召开大会，纪念在珍珠桥惨案中牺牲的杨桐恒烈士，会后举行了抬棺游行。
在这之前，还曾有过两次大行动。一次是在南京体育场召开民众反日大会，举行大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还有一次，是在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温济泽等在上海贴了大布告，具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他们把布告贴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门口，并挂起红旗。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工人组织了2000多人的义勇军，做宣传慰劳、支前工作。复旦大学的学生也组织了义勇军。
据温济泽回忆，共舞台案前，上海的学生运动氛围很浓。尤其是在1932年5月间，“红五月”的活动很多。为纪念“五一”“五四”“五九”“马日事变”“五三○”，适时都举行了游行示威。这个月，还突击搞了两个运动，一是捐款买一架“上海工人号”飞机送给红军，二是为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发公债券。当时复旦大学团支部完成得又快又好，被评为“飞机支部”。七一七共舞台案前，他们还在北站举行过一次援助牛兰
①的示威，总指挥是个团员，有十几个人被捕，包括温济泽在内，他被关进英租界爱而近路巡捕房，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被捕，幸好只被关了一天就释放了。但隔了一个礼拜，他再次遭到逮捕，这就是因为他参加了七一七共舞台集会。
三十几个中学的学生代表推出温济泽为中学联代表去担任“民联”(即上海市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青年部长。关于这个职务，温济泽本人也说，他只是名义上的，在“民联”办事处干实际工作的是曹仁飙(即十三烈士之一曹顺标，又名曹均)，他是立达学院(一说大厦大学附中学生)被开除的学生、团员，在这次活动中与温一起被捕，被捕后化名曹顺标，后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共舞台开会的前几天，温济泽就从曹顺标那儿得知，会议召开的消息已登报通告在7月15日，因为租会场的事而要延期到17日才能举行，曹顺标还通知温济泽，温也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之一。
7月17日早晨7点钟，温济泽与曹顺标到约定地点见了面。曹手里拿着一包东西，里面有传单和准备提交大会通过的文件草稿、大会致全国同胞书、大会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电、大会致中国工农红军电等。他们一路走到劳勃生路。到了共舞台时，见有几个伙计在戏台上睡觉。曹顺标是会议筹备处的工作人员，他与戏院老板商定，会址安排在沪西共舞台。据说这个会址没有公布，但开会的事还是被国民党特务得知了。曹顺标把带来的纸包(里面是有关文件)收藏在一个墙洞里，然后唤醒伙计。这时，其他工作人员和代表陆续来了。温济泽却感到很不安，因为在来的路上，特别是戏院的附近，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而且逐渐增多，有的已混进会场。他们做久了地下秘密工作，很容易看出那些人是盯梢的。
曹顺标
温济泽与曹顺标一起急忙找到大会负责人，也就是准备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刘芝明。温当时对他说：“现在已经很危险，不如赶快疏散，另外找到安全地点再开。”刘说：“不开也不行了。”温说：“那怎么办?”刘说：“派三个代表到附近公安局，请他们保护我们开会。”负责人说完后，大家就推选出三个代表：武翰章、周正余、刘志超。
三个代表去后，温济泽和大会负责人在戏院门口等候、观察。等了好一会，不见三个代表回来，却有三辆大卡车飞驰而来。车停了，跳下来的是手持步枪的警察，马上将会场包围了起来。
警察中一部分人将会场包围起来，另一部分冲进了会场。会场立刻紧张和混乱起来。沪西共舞台只有前门，没有后门，后院有围墙。有几个代表翻围墙跑出去了。码头工人陈荣(又名蔡疾呼)身材高大，就蹲在墙边，让其他人踩在他的肩上翻墙出去。温济泽和他相互推让，都想让对方先翻墙出去，这时警察已冲进来，用手枪对准他俩，把他俩一起抓回戏院。警察到处搜捕，从各个房间、厕所里抓人，戏院里有反抗的，有打起来的，有向警察宣传抗日的，还有个女记者与警察辩论。当场被抓到的代表有88人，戏院老板郑福珍及该院茶房等5人也被抓去问讯，但他们不久就交保释放了。将抓到的人每两人用麻绳绑在一起，温济泽与曹顺标是一对，众人被押往上海市公安局。
根据温济泽的回忆，当时，他只是一个共青团员，团的基层干部，不知道党中央的秘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在中央统治达四年之久，它比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危害更大，这些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到上海以前，是同县委、区委联系，到上海以后，不仅区委(复旦团支部属法南区)经常有人与他联系，江苏省委乃至中央有时也有巡视员去了解情况，这是在上海才有的。但他到上海的时候，曾问过区委的同志，党的领袖是谁，区委同志未加思索地告诉他，是瞿秋白。可见，在上海基层的同志当时还不知道瞿秋白等受到错误打击的事。在上海的基层干部都照常参加基层活动，照常发展组织，照常在每一个纪念日散传单、贴标语、游行示威。“每到一个纪念日，敌人已严阵以待，我们却总要硬打硬拼地去示威，去准备被捕和牺牲。”也曾有团员提出异议，表示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因而不干或拒绝干，但像温济泽这样的都坚决服从命令。1931年2月，温济泽听说过，并从当时党的秘密机关报《红旗周报》上也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国民党逮捕我们几十个同志，其中有23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杀害。不久，他从《文艺新闻》上看到左联五烈士在龙华遇害的报道，才闻其详。4月，他又听团内传达，并看到报纸上登出的一些消息，知道顾顺章叛变了。大约又过了两个月，上海的一些报纸又宣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沪被捕和被枪毙的事。温济泽虽在基层工作，但仍深深地体会到，上海环境十分复杂，敌我斗争非常激烈。因而，悲惨的七一七共舞台案，终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除了武翰章(武少文)、周正余(周毅)、刘志超、李鸿春(李逢春)、王灿、李文达、张毛宝、肖明(王小宝)、易朝德(纪均)、温谅文(温济泽)、曹仁飙(曹顺标、曹均)、陈荣(蔡疾呼)、陈广和(顾卓新)外，共舞台案中同案被捕的还有：肖万才(肖志义)、许清如、杨小二子(杨小儿子)、徐阿三(徐阿二、潘阿二)、许金标(徐子明)、崔阿二(崔四)、钟明友、邱文知(邱文治)、陈山(原名陈瓯山，又名陈三、曾太功、甄三)、陈士生(陈世顺、陈纪盛)、王得盛(王德胜、王得胜、王明国)、柳日均(刘栋臣、刘日均)、陈福生(陈志正)、何守贵(何守柱)、陈道顺、李维善(黎系业、黎少岑)、李季俊(李文彦、杨超)、路新山(路学明)、李元述、陈阿毛(陈志华、陈志毕)、吴礽发、王阿三(王进荣)、王惕之(于岩)、倪洪生(倪宏生、倪宏成、倪宏胜)、连丕烈、余成、孙贵全、陈明俊(陈穆)、夏定才、陈国麟、袁天成、陈阿二、沈林康、杨阿明(杨思一)、张钟(张镜、张中)、徐维平(龙潜)、叶光焕(叶独青)、李晓林(李宗林)、刘发荣(刘志荣)、刘仁隆(刘鸣)、吕发源(吕锡元)、顾有荣(宋有荣)……
① 龙潜(即徐维平)
②回忆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5月5日，国民党同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违反全国人民公意，因而上海各界人民纷纷起来反对。组织决定召开反对国民党这一卖国条约的会议，便成立了一个由上海反帝大同盟领导的筹备工作组，当时公开登报要在7月某日召开反对国民党《淞沪停战协定》及援助东北义勇军江苏全省代表大会，并定于8月1日召开全国大会，由各组织分别通知基层单位选举代表参加。他是被中共外围组织“文研”
③支会选举的两个代表之一，另一个是罗永福(即罗野岗)，由“文研”总会的王惕之通知他参加会议。7月15日会议并未开成。7月16日晚接到通知，大会于第二天召开，但是地址还未确定，确定后将由专人通知。因此，龙潜当晚没有做什么准备，只是告诉有关同志明天去开会，如果明日晚上不回，即出了问题。第二天，他与中国公学的同学一起去开会，临时才知道是在沪西大戏院。在他的记忆中，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李季俊、钟策、周正愚(渝、余)、刘志超、叶光焕、林作友、张中、田恒等。
龙潜等一到会场，就把会场周围仔细估量了一下，龙潜等人认为场地有问题。一是戏院侧边为警察分局，二是会场地方不大，呈口袋形，前面一封锁便无路可逃。龙潜等人急忙找大会主持人刘芝明(东北人，中国公学教师，教授政治经济学，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商量。龙潜不认识刘，只在大会主席台上见过他。因此由周正愚、钟策等问他有没有办法另找他处，刘说没有办法，英租界找不到开会地点，一直延期到昨天深夜才确定在这里开会，刘还对他们说，你们把会场维持好，开好会。龙潜等人商量了一下，认为形势险恶，但绝不做逃兵，当下商量，派几个同志去组织纠察队。龙潜负责主持询问、签到，统计到会人数。
在签到时曾发现有暗探企图混入会场，被龙潜他们拒绝。由于会议通知得有先有后，先接通知的人就先到了，迟接通知的就来得很迟。时间过了很久，还有不少单位没有前来报到。
龙潜回忆说：“当我正在埋头统计代表签到时，发现突然有人来抓我，我才知道我们要被捕了。我用力将桌子朝抓我的人推去，转身便逃跑了。这时场内情形很乱，我装着去厕所，把刚才的统计纸投入茅坑。转身在一个角落里，看到易朝德(女，后名纪均，王首道妻子)，便同她蹲在一块，才知道警察前来围捕搜查的情况。”
张中(即张钟)也是共舞台案的被捕者之一。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后，张中从苏州反省院被保释放。4月间，经刘苏华、刘甫灵等人证明，他接上了上海中国公学的党组织关系。当时他们的支部书记是李季俊。
中国公学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杨杏佛、于右任等曾任校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董事长的时间最长。一大批声誉卓著的革命志士、社会栋梁、学界名流和科技精英，如梁启超、秋瑾、陈独秀、邵力子、叶圣陶、胡适、杨杏佛、罗隆基、朱自清、沈从文、朱光潜、梁实秋、冯友兰、郑振铎、吴健雄等，都曾在那里留下足迹。当时，公学里革命书刊流行甚广，革命空气甚为浓厚，各种思潮和党派十分活跃。中国共产党的4个外围组织都在该校活动，即：上海反帝大同盟、上海(市)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会”)、上海文艺研究会和互济会。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军炮火摧毁了中国公学校舍，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学校抗日救国学生会的负责人卒业，学校当局打算乘机取消该会，在党组织的安排布置下，学生会召开大会，通过了继续保留该会的决议，并选举罗锦屏(即罗直方，罗野岗的哥哥)、李文彦等五人任学生会委员，罗锦屏任学生会主席。入党一个多月后，李文彦当上了中国公学党支部书记。
李文彦，即李季俊，亦即后来任周恩来政治秘书的杨超。杨超后来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是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杨超生于1911年12月，卒于2007年5月，跨世纪活了96岁，四川达县人。大革命时期，在家乡达州同张爱萍等一起闹学潮。1932年7月因为共舞台案在上海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度过了五年铁窗岁月，与方毅等坚持狱中斗争。被捕后，他一口咬定自己名叫李季俊。
杨超从小爱打抱不平，喜欢看《封神演义》《峨眉剑侠图》《施公案》《七剑十三侠》等小说，各路大侠都是他心中的救世英雄。1931年8月，他从北平(今北京)来到上海，当时还不满20岁。他在北平时已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即北平互济会，这次来上海是打算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后来他进入了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公学文学研究会，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干事。当时他是中国公学的落榜生，在同乡会老大罗直方(后更名黄霖)的帮助下，“混入”了中国公学，罗直方也以“罗锦屏”的名字进入了中国公学。1932年5月9日，杨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还介绍罗直方的弟弟罗野岗参加了共青团组织。杨超在中国公学党支部的主要工作是与校内的国民党C C派(国民党陈立夫、陈果夫派系简称)作斗争，争夺领导权。为强化C 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的中心地位，中国公学党支部渐渐形成了一种梅花方阵的辩论形式。杨超能说会道，往往成为辩论会的中心。1932年共舞台案发生时，杨超也是主席团的成员之一。
这天一大早，会议代表从四面八方走向会场。他们主要是上海地区的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当然也有外地代表。中国公学C P与会人员除了杨超外，还有刘志超、周正渝、宗泽、张中以及文研会的于岩，C Y(共青团的英文简称)参加会议的则有龙潜、林作友、林劳兵、罗野岗等。
不到8点，中国公学的代表到了位于劳勃生路的共和大戏院。当高耸在戏院门前十字路口的大自鸣钟发出“当——当——当——”的八声响时，杨超与其他人相视一笑，大家立刻领会，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再过半小时大会将如期举行。与会代表陆陆续续进入会场，其中包括上海复旦大学党支部的代表以及当时与杨超还互不认识的温谅文(温济泽)。他和温互相点头致意。杨超和宗泽夹着10多份文件，罗野岗则和其他同学裹着传单和标语，他们在10多人梅花阵的保护下，走入会场。
进入会场，杨超也感到气氛不对，有好多不三不四、形迹可疑的人在来回走动，还有身穿黑纺绸衣的“包打听”混迹其间。罗野岗胳膊下夹着的传单不时引起他们的注意。
刘芝明
杨超与龙潜等都去找了刘芝明。刘芝明看了看四周，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胸有成竹地说道：“开!绝不让敌人打乱我们的计划。”接着他又果断发令，马上派人到公安局去交涉，要求提供保护。于是包括中国公学的两名同志在内的三位代表急忙赶到了附近的六区公安局。当警察嘿嘿冷笑道“你们不请自来”时，东北人武翰章后悔不及，自责道：“这不是上门送死吗?”
这时，刘芝明正在大戏院会场最后一次核对手中的文件，他满心希望议题全获通过，这样8月1日的全国大会就更有把握。他看看会场中涌动的一两百人，正准备宣布开会时，突然警笛大作，会场顿起骚乱。没等刘芝明回过神，几十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就已冲进会场。“站住，不许动!”会场气氛紧张得凝固了两三秒钟后，立即大哗大乱。“快撤!我们被包围了!”“跑!快跑呀!”大家纷纷喊叫。警察大打出手，代表们四处躲避。由于大门被堵死了，人们只好跑到厕所或藏进房间，大部分人则朝后院跑去。
杨超也随人群跑到剧场后院，挤在一堆一人多高的院墙边，与大家一起七手八脚翻墙头。由于个头小，他爬不上围墙，急迫慌乱中听到大个子(应是蔡疾呼)大喊：“快!快，踩在我肩上。”危难之中，侠义之举使杨超心头一热。但是他还没有翻过墙去，他的胳膊就被警察扭住了。在被捆绑时，杨超侧脸看到大个子还在拼命拽住温济泽往背上拖，但是黑洞洞的枪口已对准了他们。他们只好都放弃逃跑，束手就擒了。
张中也回忆道：共舞台大会前夕，支部书记杨超通知他参加大会。当他到达共舞台会场时，发现内外已经陆续到达了一些人，但大家都还在流动中，因为会场没有什么布置，也看不清谁是主持人。许多人进会场看一看以后又回到了会场外边。这一天，天气虽然炎热，但是大会还是有组织地开始了!他接着回忆道，当天大约十点钟左右，突然有一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派来的警察，包围了共舞台会场，拦住大马路的两头进行大逮捕。他也被捕了!
陈穆
陈穆(即陈明俊)是以南京互济会的代表身份参加的，除他之外，南京互济会的代表还有余成，是余成通知他参加会议的。余成还告诉他，他们是接到互济总会通知参会的。他们大概是在大会开幕(前)的第三天到的上海，由余成负责接洽会议的手续。开会的那天早晨，大约八点钟，余成和陈穆到达劳勃生路大自鸣钟下，有个人前来与余成联系。由这人带领，把他们二人带入会场。陈穆进入会场后，签了名。那次代表大会负责人是谁，主要人员有谁，当时他都不知道。大会一开幕，就被敌人破坏了。因此，陈穆对大会内部的情况并不熟悉。在他的印象中，场内的人员也是走来走去，没有坐定下来。因为会场是一个戏院，进门有一个走道，十几米长，走道口还有铁丝网，铁丝网有的地方是坏的。戏院四周有围墙，约一人高，围墙外面便是大道。据陈穆回忆，他们进入会场后，大约半个小时，警察就冲了进来，大约有几十个人，把到会的人员都逮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