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日，同志们怀着失去13位烈士的沉痛心情，从南京被解到苏州，被捆绑着上下火车，换钉镣铐，折腾了一天，累得疲惫不堪。
 押解途中，每两个人用手铐铐在一起，用一副脚镣连在一起。到监狱后，监狱长宣读了判决书，宣布每个人的刑期。共舞台案的难友们被分别钉上大镣，关进号子(即囚室)。当时，同志们对这种“抗日有罪”“爱国有罪”的判决感到非常愤慨，同时格外悼念早晨英勇殉难的战友。他们满怀着悲愤和仇恨，庄严肃立，向13位死难同志静默致哀，并自发唱起《国际歌》，向死去的人宣誓：你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定踏着你们的血迹继续前进，誓死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温济泽回忆说，他们到苏州下火车时，每个人的上身都被用绳子五花大绑，捆绑两个人的绳子结成一根绳头，抓在一个士兵的手里，两个人的脚上钉着同一副镣，一个镣圈套着这个人的一只脚，另一个镣圈套在另一个人的一只脚上，两人只能并排同步缓慢行走。两旁监护他们的是扛着明晃晃带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当他们经过街道时，引起街边许多人的目光注视。他们故意昂起头，挺起胸，即使脚腕磨出了血，也把脚镣弄得哐啷哐啷地响，意在告诉人们：我们都是满腔热血、要求抗日的爱国青年!他们走过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最后来到盘门外“军政部直辖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
 进了监狱的门，是个广场，迎面一座两层的楼房，典狱长在这里办公。他们在广场上排好队，典狱长就站在台阶上宣读南京警备司令部对他们案子的判决书。温济泽听到自己的徒刑是12年，站在旁边的武翰章被判无期，钟策则被判14年。温济泽轻声地对他们说：“管它无期有期，红军打来，大家一起出去。”
 在典狱长办公楼的西侧，有个大铁门，进门便是二科即犯人管理科的办公室。监狱设有一、二、三科及医务处、教务处。再里面就是“改”“过”“自”“新”“病”5个监房。“改”“过”“自”“新”四大监，每监可容150人，“病”监可容20人。各个监房都有大铁门锁着。监房里有值班的看守，监房间有巡逻。监房外围着高墙和铁丝网，还有瞭望亭。这里还设有缝纫厂和糊火柴盒手工场。岗哨林立，警卫森严，插翅难飞。
 “过”字监房有南北两排各七个号子，北面一排有一个号子是给外役住的，南面一排有两个号子是给在裁缝工厂做工的犯人住的，其余的人就关在其余的号子里。每个号子六七个人，也有十来个人一间。关进号子后，犯人被要求换上囚衣，灰布的，没有领子，长过膝盖，背上缝着一块椭圆的白布，上面写着个人的番号。如温济泽的番号是228号，看守就叫他228番，杨超的番号是222号，看守就叫他222番。
 监狱里难以见到阳光。屋顶上有个小天窗，后墙高处有个铁栏杆小窗户，每天只有很短的时间能见到日光，号子里阴暗潮湿。晚上，两个号子间的墙壁上端小洞里共点着一盏5瓦的小灯泡，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光亮。
 监狱里空气污浊。牢房大都是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大家相互拥挤着。号子门常关不开，窗口窄小，十多个人塞在牢房里，恶浊憋闷。门边放个大马桶，十多人的屎尿臊臭难闻，恶味熏人。
 监狱里吃水、用水也有限制。每天每人只发两茶缸水，饮水、洗碗、洗脸、擦身都在这两茶缸中。只有夏天才能洗澡，但他们得先在号子里脱光衣服，然后光着身子拖着脚镣，才能分批到浴池享受难得的水浴。
 监狱的伙食更是恶劣。当时犯人的伙食费按规定是每人每月4元5角，由于层层克扣，基本上连2元都吃不到。犯人的饭，差不多是用地脚米(仓库底层的米)煮的，是难以下咽的“八宝饭”，饭里沙子、石子、虫子、老鼠屎等一应俱全，吃饭时得仔细挑拣、烂嚼慢咽，否则难以下口。犯人的菜，则都是菜市场卖剩的，又脏又烂，常常没洗干净就放到锅里煮，煮好了在上面浇一两勺油，菜里基本上是缺盐少油的。一年四季就那几样，吃得最多的就是空心菜、萝卜、冬瓜了，几个月也更换不了一样菜。虽然规定每星期六的午饭每人有一两肉，但实际上就是一片。多余的菜金极有可能被监管和采购人员私吞了。犯人们总是忍饥挨饿，也时常为疾病所困扰。
 钟策是第二次被捕，第一次被捕就是关在这个监狱，年初刚释放出狱，没想到才半年多又到这里来了，所以他对这里很熟悉。刚被关进苏州监狱的第二天，钟策就透过墙顶的灯洞向温济泽抛了一张纸条。他告诉温济泽，有什么事，可以写一个纸条，找个小石子或小泥团，包扎好，抛过灯洞，就可以取得联系。他还说，有些号子之间没有灯洞，不管有没有灯洞，都可以在墙根打个小洞，用线把两根筷子捆起来，把纸条捆在筷子上，就可以把纸条传递过去，取得联络。8号是南面的第一个号子，北面还有一排号子，钟策说南北两排号子之间还可以通过可靠的外役(从犯人中调出来做打水、打饭、倒马桶等的劳役)来传递，这样整个监房就可以组织起来。在当局严密的监视下，温济泽他们采取这套办法不到两个星期，就把整个“过”字监房的难友都组织了起来。
 钟策还告诉温济泽，他在靠窗离地面尺把高的地方找墙缝打个小洞，要他听着响声，摸准相对的地方也在墙上打个小洞，互相穿通。他用线把两根筷子扎得够穿过两个小洞的长度，穿一根线的线头过去，俩人各糊一个小纸筒，一端封闭，一端开放，把线接通，就可通话。通过这个办法，温济泽从钟策那里学会了唱《囚徒歌》。他调到别的号子，又教别人传唱。
 囚徒，时代的囚徒，
 我们并不犯罪，
 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
 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
 囚徒，不是囚徒，
 是俘虏!
 ……
 旧社会的监狱可以是革命者的学校，在这里，他们刻苦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与监狱当局作斗争。旧社会的监狱也可能是慢性的屠场，因为这里条件艰苦，与外界隔绝，长期见不到阳光，呼吸的是污浊的空气，用水、喝水都受限制，非但伙食恶劣，还可能被侮辱和拷打，所以时不时会充满令人难以想象的绝望。钟策就是因为听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消息后，因绝望而叛变的。
 钟策被捕前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广东人，华侨。他被押到苏州军人监狱时，被关押在第9号号子，同号子的有张中、陈穆等同案人员。叛变后，他供出了陈穆、陈广和、陈志正等人在监狱内互相传递信息。过了几天，连钟策、陈穆在内的11个“政治犯”，还有2个看守(被收买后秘密做通信联络工作的)都被解往南京军政部军法司。9个“政治犯”在原刑期上被加判了8年及以上徒刑，2个看守因为做秘密通讯联络工作也被判了4年半徒刑。
 钟策叛变后，监狱管制更加严酷了。“犯人”们只能整天坐在床边，不准大声说话，不准看书，连书都被抄走了，日子变得非常难熬。直到1937年8月，抗战的炮火在淞沪地区燃烧，国共两党关系有所缓和，大家才迎来了希望。日军于8月15日轰炸苏州军人监狱，这里的犯人于16日开始被分批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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