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日,同志们怀着失去13位烈士的沉痛心情,从南京被解到苏州,被捆绑着上下火车,换钉镣铐,折腾了一天,累得疲惫不堪。
押解途中,每两个人用手铐铐在一起,用一副脚镣连在一起。到监狱后,监狱长宣读了判决书,宣布每个人的刑期。共舞台案的难友们被分别钉上大镣,关进号子(即囚室)。当时,同志们对这种“抗日有罪”“爱国有罪”的判决感到非常愤慨,同时格外悼念早晨英勇殉难的战友。他们满怀着悲愤和仇恨,庄严肃立,向13位死难同志静默致哀,并自发唱起《国际歌》,向死去的人宣誓:你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定踏着你们的血迹继续前进,誓死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温济泽回忆说,他们到苏州下火车时,每个人的上身都被用绳子五花大绑,捆绑两个人的绳子结成一根绳头,抓在一个士兵的手里,两个人的脚上钉着同一副镣,一个镣圈套着这个人的一只脚,另一个镣圈套在另一个人的一只脚上,两人只能并排同步缓慢行走。两旁监护他们的是扛着明晃晃带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当他们经过街道时,引起街边许多人的目光注视。他们故意昂起头,挺起胸,即使脚腕磨出了血,也把脚镣弄得哐啷哐啷地响,意在告诉人们:我们都是满腔热血、要求抗日的爱国青年!他们走过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最后来到盘门外“军政部直辖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
进了监狱的门,是个广场,迎面一座两层的楼房,典狱长在这里办公。他们在广场上排好队,典狱长就站在台阶上宣读南京警备司令部对他们案子的判决书。温济泽听到自己的徒刑是12年,站在旁边的武翰章被判无期,钟策则被判14年。温济泽轻声地对他们说:“管它无期有期,红军打来,大家一起出去。”
在典狱长办公楼的西侧,有个大铁门,进门便是二科即犯人管理科的办公室。监狱设有一、二、三科及医务处、教务处。再里面就是“改”“过”“自”“新”“病”5个监房。“改”“过”“自”“新”四大监,每监可容150人,“病”监可容20人。各个监房都有大铁门锁着。监房里有值班的看守,监房间有巡逻。监房外围着高墙和铁丝网,还有瞭望亭。这里还设有缝纫厂和糊火柴盒手工场。岗哨林立,警卫森严,插翅难飞。
“过”字监房有南北两排各七个号子,北面一排有一个号子是给外役住的,南面一排有两个号子是给在裁缝工厂做工的犯人住的,其余的人就关在其余的号子里。每个号子六七个人,也有十来个人一间。关进号子后,犯人被要求换上囚衣,灰布的,没有领子,长过膝盖,背上缝着一块椭圆的白布,上面写着个人的番号。如温济泽的番号是228号,看守就叫他228番,杨超的番号是222号,看守就叫他222番。
监狱里难以见到阳光。屋顶上有个小天窗,后墙高处有个铁栏杆小窗户,每天只有很短的时间能见到日光,号子里阴暗潮湿。晚上,两个号子间的墙壁上端小洞里共点着一盏5瓦的小灯泡,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光亮。
监狱里空气污浊。牢房大都是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大家相互拥挤着。号子门常关不开,窗口窄小,十多个人塞在牢房里,恶浊憋闷。门边放个大马桶,十多人的屎尿臊臭难闻,恶味熏人。
监狱里吃水、用水也有限制。每天每人只发两茶缸水,饮水、洗碗、洗脸、擦身都在这两茶缸中。只有夏天才能洗澡,但他们得先在号子里脱光衣服,然后光着身子拖着脚镣,才能分批到浴池享受难得的水浴。
监狱的伙食更是恶劣。当时犯人的伙食费按规定是每人每月4元5角,由于层层克扣,基本上连2元都吃不到。犯人的饭,差不多是用地脚米(仓库底层的米)煮的,是难以下咽的“八宝饭”,饭里沙子、石子、虫子、老鼠屎等一应俱全,吃饭时得仔细挑拣、烂嚼慢咽,否则难以下口。犯人的菜,则都是菜市场卖剩的,又脏又烂,常常没洗干净就放到锅里煮,煮好了在上面浇一两勺油,菜里基本上是缺盐少油的。一年四季就那几样,吃得最多的就是空心菜、萝卜、冬瓜了,几个月也更换不了一样菜。虽然规定每星期六的午饭每人有一两肉,但实际上就是一片。多余的菜金极有可能被监管和采购人员私吞了。犯人们总是忍饥挨饿,也时常为疾病所困扰。
钟策是第二次被捕,第一次被捕就是关在这个监狱,年初刚释放出狱,没想到才半年多又到这里来了,所以他对这里很熟悉。刚被关进苏州监狱的第二天,钟策就透过墙顶的灯洞向温济泽抛了一张纸条。他告诉温济泽,有什么事,可以写一个纸条,找个小石子或小泥团,包扎好,抛过灯洞,就可以取得联系。他还说,有些号子之间没有灯洞,不管有没有灯洞,都可以在墙根打个小洞,用线把两根筷子捆起来,把纸条捆在筷子上,就可以把纸条传递过去,取得联络。8号是南面的第一个号子,北面还有一排号子,钟策说南北两排号子之间还可以通过可靠的外役(从犯人中调出来做打水、打饭、倒马桶等的劳役)来传递,这样整个监房就可以组织起来。在当局严密的监视下,温济泽他们采取这套办法不到两个星期,就把整个“过”字监房的难友都组织了起来。
钟策还告诉温济泽,他在靠窗离地面尺把高的地方找墙缝打个小洞,要他听着响声,摸准相对的地方也在墙上打个小洞,互相穿通。他用线把两根筷子扎得够穿过两个小洞的长度,穿一根线的线头过去,俩人各糊一个小纸筒,一端封闭,一端开放,把线接通,就可通话。通过这个办法,温济泽从钟策那里学会了唱《囚徒歌》。他调到别的号子,又教别人传唱。
囚徒,时代的囚徒,
我们并不犯罪,
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
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
囚徒,不是囚徒,
是俘虏!
……
旧社会的监狱可以是革命者的学校,在这里,他们刻苦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与监狱当局作斗争。旧社会的监狱也可能是慢性的屠场,因为这里条件艰苦,与外界隔绝,长期见不到阳光,呼吸的是污浊的空气,用水、喝水都受限制,非但伙食恶劣,还可能被侮辱和拷打,所以时不时会充满令人难以想象的绝望。钟策就是因为听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消息后,因绝望而叛变的。
钟策被捕前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广东人,华侨。他被押到苏州军人监狱时,被关押在第9号号子,同号子的有张中、陈穆等同案人员。叛变后,他供出了陈穆、陈广和、陈志正等人在监狱内互相传递信息。过了几天,连钟策、陈穆在内的11个“政治犯”,还有2个看守(被收买后秘密做通信联络工作的)都被解往南京军政部军法司。9个“政治犯”在原刑期上被加判了8年及以上徒刑,2个看守因为做秘密通讯联络工作也被判了4年半徒刑。
钟策叛变后,监狱管制更加严酷了。“犯人”们只能整天坐在床边,不准大声说话,不准看书,连书都被抄走了,日子变得非常难熬。直到1937年8月,抗战的炮火在淞沪地区燃烧,国共两党关系有所缓和,大家才迎来了希望。日军于8月15日轰炸苏州军人监狱,这里的犯人于16日开始被分批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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