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重要一步。而当时的蒋介石正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为了集中力量“围剿”红军，蒋介石在1931年7月间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曾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期间，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它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当时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的调停上。

9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曾要求国联出面对九一八事变予以调停，并提议国联任命委员会赴中国东北调查获取真实情况。22日，国联理事会讨论了中国政府的申诉请求，向中日两国发出了“紧急通告”，作出“防止事态扩大，恢复满洲各地原貌，损害赔偿额”等决议。日方却提出日中两国自行解决，直接交涉。对此，中方代表表示强烈抗议。日军于10月8日对锦州进行空袭。应中国代表请求，国联提前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并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撤兵到“满铁”附属地内;同时要求中国政府保证在满洲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日本拒不接受撤兵决议。实际上，在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有力的制裁措施。虽然国联对日本作出了限期撤兵的决议，但日本拒绝接受，国联对此也束手无策。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调查

美国虽不是国联成员国，却是《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主导国。在国联不能派遣调查团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又寄希望于美国。10月5日，美国告知南京政府，组建了一支汉森—索尔兹伯里观察队，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在基本掌握真实情况后，美国对日态度开始转变，国联理事会也于12月10日通过决议，以派遣调查团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公布报告书，首次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予以定性：确认东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有预谋的侵略，中国对“满洲事变”不负有任何责任，“满洲国”是日本制造的傀儡组织，要求日本限期从中国撤兵，等等。12月，报告书正式提交国联大会讨论。1933年1月8日，十九国委员会起草了有关“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2月，提出最终建议案和报告书，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泰国)通过。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孤立，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中国的外交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道义上的支持。然而，作为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国联始终无法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在淞沪第一次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一面积极抵抗”，一面也在与日本“交涉”，这是“吸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调停不能专门依赖国联的经验教训，奉行了两手政策。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极端困难，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希望在“不丧失国权”的情况下，以最小代价达成停战。窥其实质，仍是退让求和的基本方针。因此，十九路军在遭到敌军的猛烈攻击之后，多次求援无果，除第五军外，其余国民党部队均未能在停战前抵达上海附近的指定地点参战。

1932年3月14日，经英国公使斡旋，中日代表郭泰祺、重光葵会晤，商定自即日起停止军事行动。24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5月5日，国民党政府再次“忍辱求全”。这天，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但中国保留行政权和警察权);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即恢复1932年1月28日事变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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