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明友(1904—1932)，28岁，安徽合肥人，裁缝。英华里红军之友社的组织者，并担任小组长。与王得盛有工作关系，也曾准备去参加红军。因共舞台案被捕，与王得盛、陈山、邱文治、陈士生一起，同罪被处以死刑。

1903年出生的何守柱，是共舞台案的被捕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上海国棉六厂工作，直至退休。他以前也是这个厂的工人，日本人在上海时，他就在该厂做工了。他说，1932年7月17日那天，“我是梁作隆通知我去开会的，一去会场就被破坏遭到逮捕，我还没坐好”，“被捕后先解到上海市公安局，又解到龙华，不久又解到南京军法司，案内出了叛徒，唐桂生出卖了我们，又押解到宪兵司令部”，同案认识的有钟明友及梁作隆、张树仁、邱文治、王明国、陈道顺、陈士生。

被捕前，何守柱就认识钟明友等，邱文治、张树仁则是被捕后认识的。他们都是安徽同乡。敌人杀害了王明国、钟明友、陈士生、邱文治。王明国(即王得胜)、陈士生(即陈纪盛)生前住在和丰里，钟明友则住在南福里，梁作隆的工作是织布。国棉六厂当时有十余人参加了共舞台集会。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钟明友与何守柱、王明国、蔡疾呼被关在一起。钟明友非常和善，看到何守柱没有裤子穿，便给了他一条黑色绸裤。

邱文治(1909—1932)，又名邱文知，23岁，安徽合肥人^①，中纺一厂工人。为人能干，其领导为顾卓新(即陈广和，20世纪50年代任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被叛徒唐桂生出卖，判处死刑。

邱文治本是安徽合肥县的一个农民。在家乡，他家受到地主私捐税的压榨，父亲被逼死，他带着母亲到上海逃生，来到内外棉纱厂做工。可是工厂哪里有穷人的活路?他刚刚离开地主的虎口，又陷进日本资本家的杀人坑。在工厂工会组织的帮助下，他认识到自己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提高了阶级觉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他在小沙渡一带的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很受工友们的欢迎爱戴。他虽然年纪很轻，但在青年工人中的威信很高。工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小狗子”(他的乳名)。一·二八上海工人反日大罢工的时候，他积极参加了组织和领导罢工的工作，曾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作斗争，坚决而勇敢。他在罢工中被捕，被关在提篮桥巡捕房。到七月初才释放出来。出狱后，被提升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并担任团的沪西区委工作，组织红军之友社及工人北上抗日义勇队。他工作认真负责，处处都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他是母亲的独生子，他很爱母亲。可是为了革命，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时间去照顾母亲。他从提篮桥监狱出来，做了13天工作后，又在共舞台被捕了。在拘留所里，他常常教育别的工人、同志，怎样去对付敌人的审讯。后来，叛徒唐桂生、李逢春供出他，他在法庭上痛骂叛徒，对其他问题一律答“不晓得”，法官李植的逼供方法无法奏效，最后气得骂道：“你们共产党，真是铁的纪律，什么都不肯讲!”一次放风时，他看叛徒李逢春就在不远处，便快速走过去，想趁机把叛徒打死，看守立即吹起了警哨，其他看守迅速赶来，制止了事态发展，没能打死叛徒，自己反被毒打了40军棍。临刑时，他向刽子手进行最后一次革命宣传，谈笑自如，连枪毙他的刽子手都很感动。那个刽子手后来曾对人说，“邱文治被枪毙后还是满脸笑容”。

邱文治临刑前，把随身的东西送给难友，自己只穿着背心和短裤。他的两条腿被打伤了，但是走向刑场时，依然昂首挺胸，面带微笑。

同案被捕后来出狱的龙潜说，邱文治生前在共青团江苏军委做军事工作，准备去东北(参加)义勇军，他在狱中表现非常坚决，被叛徒指认出后，他就知道会被“打靶”(即枪决)了。

邱文治对龙潜说：“‘打靶’我不怕，我只有一点不放心，因我只有一个母亲，把我带到上海养大做工，现住樱花里，看来你有可能出去，望你出去后，对我母亲要照顾。以后革命成功，在纪念会中提提我邱文治的名字，这样我什么都满足了。我一定要对党尽节，你放心好了。”

龙潜回忆说，邱文治对叛徒恨之入骨，当李文达和李鸿春叛变时，他曾经想要打死他们，同志们劝他说，打死了他们，还有几十个同案会受到牵连，请他顾全大局。邱文治仍然气不过，还是狠狠揍了他们一顿，结果自己挨了几十军棍，却毫不在乎。他回来时一面提着裤子，一面还冲同案们笑笑。

邱文治的母亲也是一个工人，当时50多岁。邱文治牺牲后，他的母亲生活十分孤苦，一个人靠自己的双手生活，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仍住在上海，以后就不知去向了。

陈士生(1889—1932)，一名陈纪盛，又名陈世顺，43岁，安徽舒城人^①，住和丰里，1931年在中纺六厂做工人。由和丰里木匠杜玉山介绍参加革命，担任募捐宣传工作，颇积极，是红军之友社小组长，代表红军之友社及和丰里工会参加大会。与王得盛、陈山、邱文治、钟明友一起，被处以死刑。

王得盛(德胜)(1912—1932)，一名王明国，20岁，安徽合肥人。公益纱厂工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宣传队长，组织上海和丰里互济会及内外棉四厂工会，并担任红军之友社小组长，准备参加红军。因为旅费未领到而未动身。1932年7月10日，王得盛曾在上海举行援助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示威游行时担任总指挥。共舞台案时被捕。临刑前，他坚定地对难友说：“被捕杀头，这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一批人倒下了，一定会有更多人跟上来!”他与陈士生、陈山、邱文治、钟明友一起，经相同罪名被“处以死刑”。

共舞台案牺牲的13位烈士个个大义凛然，有一名押送他们去雨花台的看守，回来后对狱中的人说，这13个人“个个不怕死，有的身上中了十几枪，还在大喊‘共产党万岁’，有的还高唱‘打得落花流水’(指国际歌)”。他说时流露出崇敬和同情的神色。

涉共舞台案的宋有荣，后来在江苏新沂县王楼公社庄场大队。他回忆说，共舞台案牺牲的13位烈士，大都是沪西区和闸北区的人，他和他们生前并不认识，他对他们的革命经历和政治活动，也一无所知。不过，他们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中，表现得很是坚强，临刑时仍挺直胸膛、视死如归，被押上汽车时也高呼“共产党万岁”，这13位烈士为党为革命已经贡献出他们最宝贵的生命，他们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gongwutai/202211340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