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炎炎夏日的一天，一大清早就有一批便衣特务集中出现在沪西共舞台戏院周围，他们时不时向戏院内窥探注视，引起与会人员的高度注意。在此进行集会的正是“江苏全省及全国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的代表，包括当时在上海工作、学习的江苏、安徽、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籍的反帝爱国工人、学生和黄包车夫，还有来自外埠的代表等，共计100余人。与会人员发觉这个情况后，立即向大会主持人提议不能召开会议，赶快疏散人群，另寻安全之处再开。但是，大会主持人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派出三个代表到附近公安分局交涉，要求他们给予保护。当时指派的三个代表分别是暨南大学、中国公学的学生。

三人前去公安分局交涉后，当即被扣留。与此同时，大批武装警察和便衣特务，分乘三辆大汽车奔驰而来，将共舞台会场围个水泄不通。上午9时许，会议正式开始。突然哨声四起，埋伏在戏院周围的大批警察、特务手持武器，迅速冲进戏院，凶猛地抓捕与会人员。集会人员左冲右突，仅有少数代表翻墙逃了出去，当场有88位代表不幸被捕，事后又捕了7位。这95人中，有13人被判死刑，并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另外26人被判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其余的除交保释放9人之外，大部分被判6年以下徒刑。

这就是发生在1932年7月17日的震惊上海滩的沪西共舞台案(史称“共舞台事件”)，此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除1930年外①，上海被捕人数最多的一个大案。

这次会议是为筹备全国反帝大同盟而召开的。共舞台事件是一起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召开江苏省民众反帝大会而引起的政治大逮捕。警察在会场搜出了大会宣言、通电草稿，电稿中有大会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电及致中国工农红军电。这次被捕的革命者人数，史上罕见。当时，上海的各大媒体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共舞台事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引起很大震动。

革命者分别在上海市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受了两次审讯，两次审讯均无果，又于7月29日被移送南京继续接受“审判”。绝大部分人员坚贞不屈，但也出现了个别变节者。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国民党情报部门又陆续从上海捕来7名“案犯”，使被捕总人数上升到95人。

1932年10月1日，13位被判死刑的革命者，抱着为正义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慨然走出南京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这13位烈士中，有全家被捕一人担当的肖万才，有年龄仅19岁尚未来得及谈过一场恋爱的曹顺标，有30多年工龄、弯腰驼背的码头工人崔阿二，有来自江苏阜宁、徐州、靖江、宿迁、盐城等地的党、团员，有来自安徽合肥、舒城两地的红军之友社社员。他们“个个不怕死”。一个看守去雨花台押送行刑后，回来对狱中的“案犯”说：“这13个人，真有种!”脸上流露出崇敬和同情之色。

殉难的烈士牺牲时高唱《国际歌》，歌声永远回荡在热爱自由和真理的人们心中。

留下的难友满怀悲愤和仇恨，向死难者宣誓：一定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五年之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经过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谈判，被关押的其余近70名同志除陈福生(陈志正)、路新山(路学明)、姜小仁3人病逝在监狱，其余都先后被释放，纷纷奔向新的战场。他们中间，有后来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的顾卓新(陈广和)，有任四川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的杨超(李季俊)，有任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兼研究(生)院院长的温谅文(温济泽)……而那些经受不住考验、出卖同志的叛徒，则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共舞台案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分水岭。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政策，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愈加严重，此后上海的党组织再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工人斗争，上海工人运动一度陷入低谷，一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夕，才重新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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