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上，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说：“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什么呢?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提出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是改善和加强党对政权领导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谋略。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实行三三制政权后，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党员曾抵制这一政策。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缺乏民主，反映到党内，使一些党员没有民主的习惯。这些党员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的拥护上;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至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党员高于一切”，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把非党干部、群众看成是任人摆弄的傀儡，结果脱离群众，失去对新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为了教育党员深刻认识民主政治的好处，坚决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邓小平写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明确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同时，邓小平还具体阐明了根据地的党怎样对政权进行指导与监督：(一)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使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的方针;(二)党的责任是研究上级政令运用于本区本县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及时检查执行程度，以保证上级政令的实现;(三)党要切实保证三三制，教育与责成政权中的党员，要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和政治家的风度，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四)党要教育党员和群众，拥护抗日民主政权，在政权中工作的同志，要遵守纪律和秩序，帮助提高政权的威信，解决任何问题，绝不能采取非民主的不正当的方式;(五)党的指导机关要定期讨论政策、法令，检查党团工作，有专人管理政府党团和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邓小平提出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和监督的谋略，解决了如何处理党政关系，党政分开的重大课题，不仅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而且充分发挥政权的作用。它不仅使当时的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巩固，而且对中共后来领导政权工作，亦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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