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的教育

一八九七年一月我带着家人抵达德班，这三个孩子包括我姐姐十岁的儿子，我的两个小孩，分别是九岁跟五岁。我该送他们去哪受教育呢？

我原本打算送他们进欧洲儿童就读的学校，但必须经过特别途经才进得去，没有印度小孩念这种学校。也有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但我不打算送我的孩子去那里，因为我不喜欢这类学校的教育内容，况且他们都是以英语授课，或许加上一点点不甚正确的坦米尔语或印地语，但即便这样都很难安排。我不能忍受这些限制，于是只好亲自教育他们，但是上课时间不固定，又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来教古吉拉特语。

我无计可施了。我登广告征求英语老师，这位老师必须在我的指导下进行教学，定期为孩子们上课，其他的课则由我找时间负责，能教多少是多少。于是我聘了一位女家教，月薪七英镑，她为孩子们上了一段时间，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我平常与孩子们以古吉拉特语交谈，好让他们学习一些母语。我不想送他们回印度，因为我认为孩子不该跟父母分开。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让孩子们跟我们住在一起，自然受到良好熏陶，这是宿舍里学不到的。因此我把孩子留在身边。之前在印度时，我曾送我的外甥和大儿子去读寄宿学校，但不久就发现必须把他们叫回来才行。后来我的大儿子长大了，先行离开南非，回艾哈迈达巴德读高中。印象中，我的外甥对于我给他的教育还算满意，不幸的是，他生了一场急病后，年纪轻轻就过世了。我其他三个儿子都未曾上过学，他们只在我为南非参加非暴力运动人士兴办的临时学校里读过书，算是受了些正规教育。

试验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我很想多给孩子一些时间及关注，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原因，使我原本想灌输给他们的文科教育功败垂成，我几个儿子在这方面都对我表示不满。他们别说想拿学士或硕士学位，甚至连大学入学考试都无法通过，他们都感受到缺乏正式学校教育的种种不便。

然而我仍然认为，假如我坚持要他们上学，他们就无法学到经验的传承，也无法常与父母在一起，而这是必要的人生训练。我也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无须担心他们的考试成绩，也不必担忧他们在南非或英国的学校里学到矫揉造作的作风；更别提他们一旦离开了我，就无法如同今天这样展现纯朴的态度及服务精神；倘若他们在学校里学到虚矫的生活态度，对加入我的公众服务会是一大障碍。因此，尽管我给他们的文科教育，无法令我自己及他们满意，但回顾这些年，我却不能说自己没尽全力，或未能善尽父亲的责任；同样的，没送他们去学校念书，我也不觉得可惜。我总觉得今日我在我大儿子身上看到的一些缺点，跟我早年散漫、缺乏纪律的生活如出一辙，那段时期我懵懵懂懂、放纵荒唐。我的大儿子有段时间的表现也正是如此，自然不愿承认他就像我那时候一样无知、散漫。他反而认为我那段时期的生活是最积极最光明的，而我后来的转变，反倒是妄想，误以为自己开了窍。他要这样想，我也只得随他去。他老是以为我的早年生活代表了觉醒，后期生活是一连串急遽的变化，代表着虚妄的执念及自我中心。常有朋友问我：我送孩子们去上学到底有什么坏处？我又有什么权利剪断他们的翅膀？他们想拿学位、选择一己的职业，我凭什么横加阻挠？

我不觉得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接触过无以计数的学生，我也曾亲自或通过他人在其他孩子身上施加类似的教育方式（或许有人会认为是“癖好”），而且也看到了成果。此外我也认识一些与我儿子年纪相当的年轻人，并不觉得他们有胜过我儿子的地方，或有值得我儿子效法之处。

但我这些实验的最终结果，目前仍不可知。我在此讨论这个主题，是想站在一个文明史研究者的立场，针对有纪律的家庭教育与一般学校教育的区别加以衡量，各述其优劣，同时探讨父母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本章的目的是要说明，一名信奉真理的人在寻觅真理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尝试，而又得牺牲多少人，献祭于严苛的女神面前，才能觅得自由。若非我有恰如其分的自尊心，能因为我子女获得他人没有的教育而感到满意，我可能就会剥夺他们学到自由、学会自我尊重的机会，尽管这是以文科教育的代价换来的。享有自由与充实知识，谁能否认前者比后者的重要性超过一千倍以上？

一九二〇年我把不少年轻人从奴役的大本营（也就是学校，尤其是大学）召唤出来，我劝他们：与其套在奴役的枷锁中追求学识，不如一字不识，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现在应当知道我这么说是其来有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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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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