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过后的平静

前面提到我在警察局待了两天，艾司寇比先生派人找我去谈话。两名警官陪我去，尽管没必要如此谨慎。

船头黄旗降下、大家终于上岸那一天，《纳塔尔广告报》一名代表来访问我，问了几个问题，我在回答时针对不实控诉一一驳斥，这都得感谢费罗杰夏·密赫塔爵士的建议，我在印度所做的演说均有书面稿，这次来纳塔尔我随身携带这些讲稿及其他文章，于是我拿出稿子给这名代表看，证明我在印度所说的话，早先在南非时便已提过，用语还不及在南非时强烈。我也向他证明，“库尔兰”号及“纳得利”号船上的乘客并非出于我怂恿才来的，当中许多乘客都是久居南非的居民，大多数也不是来纳塔尔，而是准备去德兰士瓦的。那段时期，德兰士瓦提供更优越的条件给追求财富的外乡人，因此大部分印度人都喜欢去那里。

这次访谈记录以及我决定不控告打我的人，给德班的欧洲人留下深刻印象，许多人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赧。不少报纸说我是无辜的，谴责暴徒。这次暴力冲突反而成为对我有利的事，对我们的大业也有帮助。待在南非的印度人声望因而提高，我要推行的工作也变得顺利。

三四天后我就回到自己的住处，没多久我安顿下来，这次的事件也让我律师事务的业绩成长。

但假如说这次事件提高印度同胞的声望，同时却也加剧了种族偏见。一旦证明印度人也能从事英勇的战斗，他们就成为危险人物。此时立法院提出两项法案，其中之一将对印度商贾造成不利影响，另一项则是提出严苛的条件限制印度人入境。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之前选举权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但反对印度人投票的法案最后没能通过，也就是法律不应因肤色或人种不同而有差别。立法院提出前述两项法案时，表面说法是适用于所有人，但实际目的无疑是为了进一步限制纳塔尔本地的印度居民。

由于这两项法案，我的公众工作更加繁忙，也让本地的印度人更明了自己的责任，并且变得积极起来。我们把法案翻成印度语并详加解释，他们因而体会到其中蕴含的弦外之音。我们向殖民地大臣求助，但他置之不理，于是法案变成了法律。

公众活动开始占用我大部分时间，前面提到的纳扎先生那时已在德班，这时来跟我住，协助处理公众事务，让我肩上的担子多少减轻了些。

在我回印度期间，米亚克翰先生代理职务成绩斐然，不但募集到更多会员，代表大会的基金也增加了约一千英镑的收入。法案唤醒了更多人的觉悟，白人对乘客的作为也激起了义愤，会员数持续增加，大会的资金也累积到五千英镑。我希望能为代表大会筹到一笔永久性基金，这样就可以购置自己的地产，每月收取租金供会务推展之用。这是我第一次经营公共机构，我把这想法告诉同仁，大家均表赞同。于是购置了房产，收取的租金足够代表大会日常开销。这笔房产委托给一个资金雄厚的信托机构代管，今日依然存在，只不过却变成了争执的根源，租金目前由法院代收。

这种可悲的情况是在我离开南非法律界后才发生的，但在此纷争白热化前，我对永久性基金的想法就改变了。如今我经营公共机构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我深信运用永久性基金经营机构是很不妥的。永久性基金本身就是使机构堕落的种子。公共机构应当获得大众的支持，由大众捐款支持；一旦失去了公众的支持，其存在目的也不复存在。许多证据显示：以永久性基金运作的机构罔顾民意，经常做出违背大众意愿的事。我们在印度采取的每个步骤都令人有深刻的体会。有些所谓宗教团体的信托不再公开账目，受托管的单位变成了持有物产的业主，无须对任何人交代。我认为公共机构的理想，是如同大自然般日复一日生存下去，而无法得到公众支持的机构没有继续存在的权利。机构每年收取的会费表示其深受会员信赖，也证明其具有诚信的经营方式，而我相信每个机构都应通过这项考验。但请别误会，有些团体本身性质需要永久性物业才能经营，我这番话不是指他们。我想说的只是经常性开支应该从每年会费拨出，因为那是会员主动捐款。

我在南非推展非暴力运动时，上述想法得到了证实。此一规模甚大的运动进行了六年多，没有永久性基金，但常需要几万卢比支应。我还记得好几次若无人捐款，第二天事情就得停摆的窘况。但我无须预测未来的发展，读者往下读就会发现以上见解的确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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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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