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尽管我把参加战争当成一种责任，但后来我非但不能直接参与战事，反而在紧要关头时被迫掀起一场小型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前面已经提过，我们的名单一经核准报备后，便有一名军官被派来训练我们。我们的共同认知是：这名指挥官在技术上是我们的长官，但是除此之外，例如内部纪律之类的问题则由我来负责。也就是说，指挥官若想处理队里的问题，必须先通过我。这名指挥官打从一开始就让我们死了心。

埃达加尼亚十分精明，看出苗头不对便警告我说：“你要小心这个人，他看起来想要把我们压得死死的。我们不要接受他的命令，只把他当成技术指导就好。你看看他指派的那群年轻人，也都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那群年轻人都是牛津毕业生，指挥官派他们来当我们的小队长。

我不是没注意到这位指挥官不可一世的模样，但是我劝埃达加尼亚别太急躁，先放宽心。然而他并不是这么容易说服的人。

他微笑着对我说：“你就是太容易相信人，这种人肯定会说一堆可笑的谎话来欺骗你，等到你最后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又会感到悲伤，然后叫我们进行非暴力抵抗，把大伙儿都拖下水。”

我回答说：“你既然已经决定与我共患难，那么除了悲伤，你还指望什么呢？一名非暴力抵抗者本来就是要受人欺骗的，那位指挥官想说什么谎话都随他去吧。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无数次，骗子最终只能骗倒他自己吗？”

埃达加尼亚大声笑了出来：“好吧，那你就继续受人欺骗吧。总有一天你会死于非暴力抵抗，后面还拖着像我这样的倒霉鬼。”

他这段话让我想起已故的霍布豪斯小姐曾写给我一封信，信中谈到“不合作”：“如果有一天，你为了真理而被送上断头台，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希望神能保守你，指引你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与埃达加尼亚的这段谈话是在指挥官刚刚上任时，但是之后的短短几天内，我们跟指挥官的关系就濒临破裂。那时我刚结束为期十四天的断食，体力还没恢复，但是为了参加训练，往往得从住处走两英里的路到指定地点去。我累到得了胸膜炎，精神不济，而还得参加周末的露营。其他人都留下，唯独我先回家了，因此引发第一次非暴力抵抗。

这名指挥官开始大展官威，一方面要我们明白在任何事务上，不论是否与军事相关，他都是我们的领袖；另一方面，他不断大摆官架子。埃达加尼亚气急败坏地来找我，他不能忍受这种高压手段，对我说：“我们只听你的命令。我们的救护队明明还在受训，但是各种莫名其妙的命令却已经下达，那些派来教导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居然有那么荒谬的差异。我们必须跟指挥官把话讲清楚，否则没有办法再待下去。队里的年轻人和印度学生不想再忍受不合理的命令了。我们加入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全自尊，如今却要忍受没有自尊的做法，这实在是太令人匪夷所思。”

于是我去找指挥官，把众人的抱怨告诉了他。他以书面回复，要我把这些抱怨都写成文字，同时要我“转告那些有意见的人，正当的申诉渠道是通过目前已任命的小队长，他们会通过指导员回复处置意见。”

我的回复是：我并非要求特别权力，在军事意义上，我和其他小兵没有两样，但我相信我既然身为这支志愿救护队的召集人，在非正式场合应可充当他们的代表。我也把众人提出的申诉及请求——主要是不顾及部队成员想法，任意指派小队长这点一一提陈，希望上头能召回那些小队长，让救护队自己选举小队长，再由指挥官同意后任命。

但指挥官不为所动，他表示小队长由部队自行选举根本不合纪律；撤销原先的任命更是与法纪相违。

于是我们内部开会，决定加以抵制。我明白告诉救护队成员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严重后果，但是决议依然获得压倒性的多数投票通过，亦即除非撤销对小队长的任命，部队成员能自行选举小队长，否则部队成员将停止参加所有训练及周末露营。

我写了一封信给指挥官，告诉他那封拒绝我提议的回信让大家非常失望。我向他保证自己并非热衷权力之人，心里想的只有服务人群。我还举了先前波耳战争时我在南非印度救护队的例子。那时盖尔威上校跟救护队之间从无龃龉，而上校要采取任何作为之前，也一定会先通过我了解部队的意愿。我在信中附上前一晚部队通过的决议。

但这名指挥官依旧不买账，他觉得我们召开会议、拟定决议都是严重违纪的行为。

到了这个时候，我只好写信给负责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国务大臣，把事实通通告诉他，信后也附上决议。他回信表示南非的情况不同，要我必须明白：依照规定，小队长本就由指挥官任命。但他也向我保证，未来如需任命小队长，会叫指挥官考虑我的推荐。

我们之后还往返过许多封信件，但是这件令人痛心的事就说到这里。简单来说，这次的经验与我在印度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情况并无二致。这名指挥官威胁利诱并施，巧妙地分裂了我们的部队。有一些原本投票赞成决议的人，后来经不起指挥官的威逼或劝诱，也改变了先前的立场。

正在此时，奈特立医院突然来了一大批伤兵，亟须我们救护队的支持。于是被指挥官说服的成员都上奈特立医院去帮忙，也有人拒绝前往。我不大高兴，但仍与部队里的人保持联系。这段时间里，副国务大臣罗伯兹先生经常与我联络，再三要我说服其他人也去服务伤兵。他建议剩下的人可组成另一支救护队，到了医院只需对当地的指挥官负责，这样就无所谓自尊丧失的问题，政府方面也不会再有意见，同时医院里大批的伤兵也能得到救护。我的同伴与我都认为这提议不错，于是我们说服了原本不肯去的人也去奈特立医院协助。

只有我没去，待在病床上策划这个已经失去原意的行动。

1930年3月，甘地发动“食盐进军”第二次不合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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