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耳战争

一八九七到一八九九年间的许多事我打算略过不提，直接从波耳战争讲起。

刚刚宣战时，我非常同情波耳人，但那时我认为自己尚无权利坚持个人立场，只是内心澎湃不断回想起先前在南非宣扬的非暴力主义，在此不再赘述。一言以蔽之，我出于对英国统治的忠心，在此役中加入英方。我内心觉得，若我要求身为英国公民的权利，自然也有责任保护大英帝国。而且我那时认为，印度如欲独立自由，必须通过大英帝国方能办到。所以我尽一己所能募到许多同志，克服万难才让这支队伍编制为野战救护队。

一般英国人认为印度人胆小怕事，只顾眼前的利益，无法担当重责大任，因此不少英国朋友泼我冷水，认为这项计划行不通；只有布斯博士全力赞成，还接下救护队的训练工作。我们也获得了医疗证明书，证实我们有能力承担任务。拉夫顿先生与如今已故的艾司寇比先生十分支持这项计划，最后我们决定到前线去服务。英国政府很感谢我们愿意前往，但表示目前还不需要我们的服务。

但我并不因政府的拒绝就放弃。我通过布斯博士的介绍，拜访了纳塔尔当地的牧师。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基督徒，牧师先生对我的提议十分欣喜，答应帮我们争取为英国军队服务的机会。

时机也对我们有利，波耳人展现了十足的勇气与决心，英勇对抗，出乎英国的意料，因此最后还是需要我们的协助。

我们这支救难队超过一千一百人，将近四十名小队长，约莫三百人是无约在身的工人，其余均为契约工。布斯博士也随行。救护队圆满达成任务。虽说我们是在火线以外的范围工作，又有红十字会的保护，但有次情况危急，征召我们前往火线救援，令我们始料未及，上级也不希望我们亲赴火线，但图盖拉河边军情受挫，布勒将军遣人下达指令，表示我们并非一定得冒险，但若我们前去救出战场上的伤员，政府将十分感激。我们半点也不犹豫，深入火线救人。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得抬着上有伤兵的担架步行二十到二十五英里；我们还有幸救出伍德盖特将军。

救护队服役六星期后解散。自从在图盖拉河与普马兰加省吃了败仗后，英军元帅放弃收复莱迪史密斯等地，放慢行军速度，一边等待英国及印度支持的救兵赶到。

我们谦卑的工作广受好评，印度人的名声因而提升，报上有段赞美文是这么说的：“我们都是帝国的子民呐！”

布勒将军在公开信中提及救护队的表现，语多褒扬，小队长们均获战争勋章。

印度的社群变得更有组织，我也开始与印度契约工人密切来往，似乎印度人一夕之间觉醒了，深深了解到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也好，来自古吉拉特、信德、坦米尔也罢，大家都是印度人，是同一个母土所孕育。每个人都相信印度人的冤屈要得到平反了，那时白种人的态度明显转变，战争期间我们与白人建立起的关系最为融洽温馨。我们与数以千计的英国人建立了友谊，他们态度和善，对我们战争期间尽心协助十分感激。

有段温馨回忆我不得不在此提及，这段故事充分证明人性在患难时最为高贵。那天我们正往齐瓦里军营前进，罗伯兹中尉伤重死亡，我们光荣的任务是将其遗体从战场上运回。那天十分闷热，每个人都口干舌燥，途中见到一道细流，可以暂解烦渴，但应该由谁先喝呢？我们提议英国士兵先喝，再轮我们喝；但他们也不肯先喝，坚持要我们先喝，于是两方为了礼让对方，“愉快地争执”了好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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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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