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契约移民工人制度

我们现在先搁下学校的事——尽管一开始就内外风波不断——去瞧瞧另外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

所谓的“契约工人”，是指那些从印度移民到国外从事劳役工作的人，他们每次必须签订至多五年的契约。一九一四年签订的史莫兹-甘地协议，废除了纳塔尔向契约工人课征的三英镑税金，但是印度移民劳工的普遍困境，仍然有待改善。

一九一六年，马拉维亚吉在帝国立法议会中率先提出一项废止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定基勋爵宣布，他以英王陛下的政府所赋予之权力，承诺这项制度将在适当的时候废止。但是我认为印度绝对不能满足这么含混的承诺，印度人应当集结起来，要求立刻废除该制度才对。印度因为疏于防范，多年来默默忍受这种制度，我深信大家团结起来、要求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与几位社运领袖见面，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看得出社会舆论已经偏向立即废除。这不正是运用非暴力抵抗的最佳题材吗？我相信确实如此，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着手。

这时总督也公开说明“终将废止”的意思是指“等引进其他替代方案之后，在适当的时程内废除”。

所以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马拉维亚吉要求提出立即废除此制度的议案，却遭到切尔姆斯福德勋爵拒绝。我想，该是我前往全国各地唤起印度人意识的时候了。

我认为，在进行宣传之前，应当先拜会总督。于是我要求会面，很快就获得同意。总督的私人秘书是马菲先生，也就是现在的约翰·马菲爵士，我开始与他密切往返，后来也与切尔姆斯福德勋爵进行一场愉快的谈话，虽然未能得到确切的保证，但是勋爵承诺会予以协助。

这趟旅行从孟买开始。此时帕提特先生打算以大英帝国公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会议。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先召开内部会议，商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出席者包括瑞德博士、撒满达司律师（如今是爵士）、那塔罗金律师，以及帕提特先生，讨论的重点围绕在时限，要求政府在此期限内必须废除。会议中总共提出三项建议：一是“越快越好”；二是“限定于七月三十一日前”；三是“立即废除”。我主张提出确切的日期，这样若政府不在期限内同意请求，我们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撒满达司则主张立即废止，他说立即表示更短的时间，会早于七月三十一日，我认为这些人不会懂得立即的意思。假如我们希望他们做事，必须给他们比较明确的说法。每个人诠释“立即”的方法都不一样，政府的认定可能与一般人的不同。但若指明七月三十一日，就不会有误解了，若是到了那一天仍毫无作为，我们就能采取进一步行动。瑞德博士认为这种论点站得住脚，最后撒满达司先生也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决议是，应在七月三十一日前宣布废止契约工人制度，此一决议在大英帝国公民协会召开的会议上通过，其后也在印度各地举行的会议上陆续通过。

帕提特夫人费尽心力组织了一个妇女代表团，打算向总督请愿。这群来自孟买的妇女中，我还记得塔塔夫人及如今已故的卑尔根夫人。这个代表团不负使命，总督的回应让人振奋。

我去了喀拉蚩、加尔各答等地方，到处都有不错的集会成果，大家都展现了热情。我在发起这项运动时，并未预期有这种结果。

那段时期我经常独自旅行，获得不少愉快的经验。不论我到哪里，都有刑事侦查部门的人跟着我。但是我光明正大，他们不来骚扰我，我也不给他们添麻烦。幸运的是，当时我尚未被冠以圣者的封号，尽管每到有人认得我的地方，人们见到我就大声呼喊这个名号。

有一次，那些特务人员一连在几个车站骚扰我，既要查我的车票又要抄下车票号码，我自然乐意回答任何问题。同车乘客把我当成是圣僧或化缘的人，当他们发现这些人一直骚扰我时，都觉得相当生气，纷纷用难听的话骂那些特务：“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骚扰这位可怜的和尚？”又回头对我说：“不要让这些坏东西查票！”

我温和地对他们说：“给他们看车票一点也不麻烦，他们只是在做分内的工作。”但人们并不满意，对我投以更多的同情，强烈反对他们如此对待无辜之人。

不过这些特务不算什么，真正的痛苦在于搭乘三等车厢旅行，我记得从拉合尔到德里的那段旅程最可怕。那次我从喀拉蚩出发，打算到加尔各答去，中途在拉合尔换车。火车上人满为患，找不到位子坐，挤进车厢的人都是靠蛮力。假若车门关上，他们就从窗户潜入车厢。我必须在确定的日期抵达加尔各答，参加一场会议，一旦错过这班火车就赶不上。本来我觉得上车无望，因为没人肯让一让，但这时车站上有位挑夫看到我的困境，便跑来跟我说：“只要付我十二个安那币，我就帮你找个位子。”我说：“好，你若能替我找到座位，我就付你十二个安那币。”这个年轻人便一个一个车厢去恳求乘客，但没人理会。眼看火车就快开了，有乘客说：“这里没位子了，不过你可以推他进车厢，他得站着。”这挑夫问我：“怎样？”我马上同意，于是他奋力把我从窗户推进车厢里，我就这样上了车，这挑夫也赚到十二安那。

那晚真是一大折磨。其他乘客多少能够坐下，我却站了两个钟头，手拉着上铺的拉环。这段时间不断有同车乘客烦我：“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我试着对他们讲道理，表示我是没地方可坐，但是他们不想看到我站着，虽然他们自己全身躺在上层卧铺，占据了所有空间。他们不断烦我，我也一次又一次温和地回答，最后他们的态度才软化。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们，他们觉得难为情，向我道歉，并且腾出地方给我坐。耐心获得了回报，但是我累得要命，觉得头在旋转。神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手帮助了我。

就这样，我到了德里，然后抵达加尔各答。加尔各答会议的主席是凯森巴剌王公，负责招待我。如同我先前在喀拉蚩所见到的，这里也充满无限热情，还有几名英国人参加了这场集会。

七月三十一日还没到，政府便宣布废除印度契约移民工人制度。早在一八九四年时，我便草拟过一份请愿书，抗议契约工人制度的不公，当时我就希望这种“半奴役制”——杭特爵士经常这么称呼该制度——有朝一日会结束。

一八九四年发动的这场运动，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但是我不得不说，即将开花结果的非暴力抵抗精神，加快了这天来到的脚步。

若想知道更多有关这场运动及参与人士的细节，可阅读我写的《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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