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告撤销了

审判开始了。代表政府的律师、裁判官跟其他官员都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政府方面的律师催促裁判官将案子延后，但是我请求裁判官不要延期，因为我想针对不遵命令离开三巴朗一事认罪，并且宣读一篇简短声明稿：

“如蒙庭上允准，我想发表一篇简短声明，说明我为何认真采取这项看来似乎违反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行为。就我个人的浅见，我认为这只是地方政府与我的意见不同罢了。我来到此地，是为了人道目的及国家服务，因为有人再三邀请我来这里帮助农民，说农夫受到种植槐蓝的地主不公的对待。我必得先研究过问题才能帮助他们，因此我请求政府与地主助我一臂之力，协助我研究这个问题。我没有其他的动机，也不认为我来这里会扰乱公众的平静或造成生命的伤害。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但显然政府另有想法。我能了解他们的为难之处，也承认他们是根据获得的情报才采取行动。身为一介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直觉是遵守命令。但如果我这么做，便会觉得愧对那些农民，毕竟我是为他们而来的。我想我现在必须留下来与他们同在，才算是为他们服务。因此，我绝不能自动退出。一旦这两种责任发生冲突，我只好让政府承担起驱赶我离开他们的责任。在印度境内，我知道像我这种具有公众身份的人，必须随时谨言慎行，以身作则。我深信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复杂体制下，一名自重之人，在面对我目前所处的情况下，必须做完已经决定要做好的事，这是唯一安全又不失荣誉的做法，我必须坦然接受不服从命令的处分，而且不加抗议。

我冒险提出此一声明，并非想求得减刑，只是想表示我之所以不遵守命令，并非因为我不尊重法庭权威，而是因为我服从生命更高层的法律，那就是良知。”

现在找不到延迟开庭的理由了，但裁判官与政府代表律师都很惊讶，裁判官延迟了判决。同时，我将这份声明稿电告总督，并且通知在巴特那和马拉维亚吉等地的诸位友人。

我原本准备去法庭聆听判决，但是裁判官寄来一张书面通知，说副省督下令撤销我的案子。税务官也写信给我，表示我可以自由进行调查，而且如果需要协助，政府愿意帮忙。我们都没料到这件事会如此迅速解决，结果令人满意。

我去拜访税务官海卡克先生。他看起来人很好，愿意维持正义。他告诉我，无论我需要什么资料都可以找他，而且任何时候想见他都行。

就这样，印度头一次上了“公民不服从”的课。人们热烈讨论这件事，报纸也加以报道，我的调查也意外获得免费的宣传。

我进行这项调查，需要政府保持中立，但不需要报社记者或社论加以支持。事实上，三巴朗的情势十分微妙而复杂，过度激化的批评或加油添醋的报道，可能都会破坏我想达成的目的。于是我写信给地方上几家主要报社的编辑，请他们不要再派记者来采访，若有需要发表于报章的讯息，我会主动提供给他们。

我知道地主们对于政府默许我住在三巴朗的态度很不高兴，我也知道尽管官员们不方便公开明说，也都不喜欢我留在这里。因此，内容不实或容易误导的报道等于火上浇油，他们不会把怒气发泄在我身上，而会发泄在可怜又害怕的农民身上，这样反而会严重妨碍我的行动。

尽管我已经努力预防，槐蓝园的地主们还是对我发动恶毒的攻击，在报纸上刊载许多有关我和同事的不实报道。但是我谨慎且坚持真相的做法，让他们最后不得不歇手。

这些地主也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普拉萨德，但是攻击的话语越恶毒，人们对普拉萨德就越加崇仰。

由于情势太过敏感，我觉得不是邀请各省领导人来此集会的好时机。马拉维亚吉向我保证，无论何时，只要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向他说一声就行了。但是我没有麻烦他，也避开了特定的政治立场。我有时会寄一些报道给地方领袖或报社，但不是要求他们刊登，而只是提供其参考而已。我这时顿悟到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活动的起因与政治无关，但是最终的结果具有政治意味，那么过程中一旦涉及政治，便会对这活动造成伤害。若能维持在非政治的范围，则对此一运动是有益的。三巴朗事件正好证明这个事实：凡提供人民无私的服务，最后都会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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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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