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使用暴力”

我打算先询问三巴朗农民的情况，并了解他们对槐蓝栽种的埋怨，因此我必须跟几千名农夫见面。在展开询问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听听槐蓝园地主的说法，并与这地区相关单位的首长会面，所以我与他们约好了时间。

园农协会的秘书坦白对我说，因为我是局外人，地主和佃农之间发生什么事都与我无关，但如果我要代表哪一方发言，可以通过书面形式提出。我礼貌地回答他：我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如果佃农希望我出面，我当然有权询问并了解他们的情况。

至于我所拜访的地方首长则放话恫吓我，要我立刻离开特哈特。

我把这一切告诉了同事，告诉他们政府可能会阻止我继续调查，而且我可能会比预期更早入狱。假如我真的遭到逮捕，最好能在墨堤哈里或贝堤亚，因此我最好尽快赶往这两个地方。

三巴朗是特哈特的一区，墨堤哈里则是此区的首府。苏克拉住的地方则在贝堤亚附近，那一带的佃农是这区最贫困的。苏克拉要我去看看他们，我确实很想赶快前往。

于是我那天就跟同事们出发前往墨堤哈里。哥拉克让我们住在他家，那里已成为招待商队的旅舍，但是容纳不下我们所有人。就在同一天，我们还听说距离墨堤哈里约五英里的地方，有位佃农遭受了不堪的待遇。于是我们当下决定，第二天一早由达朗尼德荷陪我去见见该名佃农。于是我们骑着大象去了。顺带一提，在三巴朗骑大象，就像在古吉拉特坐牛车一样平常。我们还没走到一半的路，就有位警察局派来的信差赶上我们，说警察局局长向我问好。我知道他的意思，于是请达朗尼德荷先到目的地去，我则坐上这位信差雇来的马车。接着，他给了我一张立刻离开三巴朗的通知，并且载我回去。他要求我承认收到这张通知，于是我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在我完成调查之前，绝不打算离开本地。然后我便接到传票，叫我第二天去受审，因为我违反了命令，不肯离开三巴朗。

那晚我彻夜未睡，一面不断地写信，一面给普拉萨德必要的指示。

我收到离境通知及受审传票之事，像野火一般传开来了。有人告诉我，那天在墨堤哈里的场面前所未见。哥拉克的旅社及法院门前都挤满了人。幸运的是，我前一晚便已完成所有工作，所以能应付这么多人。我的同伴帮了我很多忙，并且负责维持秩序，因为不论我走到哪里，人群就跟到哪里。

税务官、裁判官和警察局局长等官员和我之间有着某种友情。依法我可以拒绝接受通知，但是我如数接受。我这样的响应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就知道我不是针对他们，只是针对命令的内容进行文明的抵抗。这样一来，他们才会坦然，不再为难我，反而愿意帮助我和同事维持秩序。不过，这种情况也等于是宣告他们的威信已然动摇，人们不再恐惧刑罚，转而臣服于新朋友所展现之爱的力量。

读者应当记得，三巴朗没有人认识我，当地的农民都是淳朴无知之人。三巴朗位于恒河极北端、喜马拉雅山山脚下，临近尼泊尔，跟印度其他地方隔绝。这里的人几乎都不知道有印度国大党，就算知道的人也不愿入党，甚至连提都不想提。现在印度国大党的成员来到这片土地，尽管不是以国大党名义，却具有实质的意义。

我与同事们商议之后，决定不以国大党的名义行事。我们想做好工作而非彰显名声，我们要的是实际的成果而不是形式的表象。因为国大党是政府官员及地主所痛恶的，这些人认为国大党只不过是律师假以行险侥幸、规避法律的代名词，国大党代表着炸弹、无政府状态的罪恶、外交与虚伪。我们必须消除他们这种想法，因此决定不提国大党的名称，也不让这群农民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我们认为，只要能让他们了解并遵循国大党的精神就已经足够，是否知道组织的名称并不重要。

因此，我们并未在抵达之前先派国大党的特使替我们做准备。苏克拉缺乏号召数千名农人的能力，在这些农民中尚未展开任何政治工作。这些农民根本不知道三巴朗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接待我的态度，就如同接待多年的好友。如果说我见到这些农民如同见到了神明、非暴力与真理，绝非夸饰之词。

我仔细思考人们为何给我“圣雄”的封号，我想除了因为我对他们的爱之外别无他由，然而这只是我展现“不使用暴力”坚定信仰的方式罢了。

那天在三巴朗发生的事让我永生难以忘怀，不论对农民或对我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依照法律，我应当受审，但是严格来说，真正受到审判的是政府。警察局局长原本布下天罗地网要缉拿我，结果却网住了政府，让政府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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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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