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到了印度

我搭船返家，模里西斯是必停的港口之一。我们的船在此停留很长时间，于是我上岸去了解当地情况。有一晚我还去了殖民地总督布鲁斯爵士的家中做客。

抵达印度后，我花了一些时间到各地走走。时值一九〇一年，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在瓦恰先生的召集下于加尔各答举行年会，我当然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大党的年会。

我和费罗杰夏·密赫塔爵士从孟买乘同一班火车，因为我得向他报告南非的情形。我知道他如帝王般的生活风格，自己住一间特别的包厢，我得到命令后，在他指定的某站前往其包厢与他共乘，在座的还有瓦恰先生与席达法先生。他们三人正讨论政治事务，费罗杰夏·密赫塔爵士一见到我，就说：“甘地，我们没办法帮到你，当然我们愿意通过你提的议案，但是我们在自己国家也毫无权力可言。我想，只要我们没拿到政权，你们在其他殖民地的生活就不可能获得改善。”

我吓了一大跳，席达法先生似乎也同意这说法，瓦恰先生则是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我试着恳求密赫塔爵士，但单凭我一人如何能说动孟买的无冕王？我只好安慰自己，至少还获准提出议案。

瓦恰先生看我如此沮丧，试着鼓励我说：“你会把议案拿给我们看的，对吧？”我谢过他，在下一站就离开了包厢。

我们一行人抵达加尔各答，接待人员极为热情地迎接大会主席到预先安排的住处。我问一名义工我该上哪儿去住，他带我到理朋学院去，不少来自各地的代表都已经住下了。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罗卡曼亚和我住在同房，我记得他比我晚一天到。

罗卡曼亚跟以前一样，免不了有许多人簇拥着他。若我是个画家，我一定会画他端坐在床上的样子。我记得多清楚啊！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但我现在只记得一位，就是《瞭望经济日报》的编辑葛斯先生。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畅谈当权者的错误、两人高声谈笑的模样。

我主动表示要检视这里的工作分配，因为义工们乱糟糟的，纠纷不断。你叫某人去做某事，他会交代给别人，该人会再推给第三人，没完没了。至于各地来的代表们，则全都不见人影。

我跟几个义工变成朋友，跟他们提到一些在南非发生的事，他们听了都面有愧色。我试着与他们分享关于服务的秘诀，他们似乎有所领悟，但服务无法像雨后春笋一般快速增长，一来需要意志，再来是经验。这些善良的年轻人决意把事情做好，但经验则完全没有。国大党一年集会三天，然后就无声无息。一年只举办为期三天的活动，如何能够训练人才？各地的代表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对服务缺乏概念，什么事都不做，只知命令义工做这个、做那个。

即使在这里，我也发现了许多“彼此不接触”的陋习。坦米尔人的厨房与其他人相隔甚远，因为对坦米尔的代表而言，吃饭时看见他人也算不洁，于是学院内的广场特别划分了一个厨房给他们，以柳条围起来区隔。里面烟味极重，呛得让人喘不过气。该处充当厨房、餐室及洗衣间，像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密室，让我想到种姓制度的社会陈规。我对自己说：如果连代表们都彼此不相往来，那么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间，彼此的隔阂更可想而知。想到这里，我不禁叹了口气。

不卫生的情况难以想象，到处是一洼洼的水，只有几间厕所，臭气冲天，现在想来我都还觉得难受。我指给义工们看，他们大剌剌地回答：“那不是我们的工作，会有人负责扫厕所。”我就说给我一把扫帚，他们惊异地望着我，我拿了扫帚便开始清扫，但这只是替我自己用的扫，人潮那么多，厕所那么少，需要时常清扫，我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所以我只能先清扫自己要用的，其他人似乎都不觉得脏臭。

可怕的还不止这些。有些代表夜里就在房外的门廊上大小解，早上起来我看到了，指地上的“遗迹”给义工们看，但没人肯动手扫，我也找不到愿意与我共同打扫的人。今天这种情况已改善不少，但是仍有粗率随便的代表随处便溺，把年会场地搞得污秽不堪。义工们不愿意随后打扫的情况也还是一样。

我想，如果年会期间延长的话，这种情况很容易促成传染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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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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