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比哈尔人

哈克是我在伦敦的旧识，当时他在那里攻读法律，准备考律师。一九一五年时，我在孟买国会再度遇到他时，他已经是穆斯林联盟的主席。我们重温友谊，他当时邀请我日后到巴特那时，务必到他家去住。我想起这份邀约，便给他送了张条子，表示我会去拜访。他立刻坐着车来，要我接受他的招待。我谢谢他，请他告诉我该如何搭首班火车前往目的地，因为对一名完全不认识当地的陌生人来说，火车指南可说毫无用处。他与苏克拉谈了一会儿，建议我先到穆札法尔布尔，当天下午有一班火车可以到我想去的地方。他亲自送我上火车。

克里波拉尼校长当时在穆札法尔布尔。以前我去海得拉巴时便听人提过他。乔伊宣博士告诉我他为人肯牺牲、生活简朴，还资助过乔伊宣博士创办的学校。克里波拉尼校长本来在穆札法尔布尔公立学院教书，我初抵那里时，他刚刚辞去教职。我打了一封电报给他，于是他带一群学生来车站等我，尽管火车午夜才抵达。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与迈克尼教授住在一起，因此实际上是迈克尼在招待我。当时，一名公立大学教授肯收留我这样的人，是很不寻常的事。

克里波拉尼告诉我比哈尔的情况不妙，尤其是特哈特一带更糟，让我明白自己的工作有多么难推动。克里波拉尼已经与比哈尔人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并且告知他们我这次来访的目的。

一大早就有几位本地律师来拜访我，我记得当中有蓝拉夫密，我对他恳切的态度很有好感。

他说：“如果你住在迈克尼教授这里，就不可能完成此行的任务。你得来跟我们一起住。盖耶先生是这里很有名的律师，我代表他邀请你过来住。我承认我们都畏惧政府，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尽力帮忙。苏克拉告诉你的事大半是真的。可惜我们的领导人拉金德拉跟普拉萨德今天没来，不过我已经打电报给他们两位了，我想他们不久之后就会回来。你所需要的信息，只要问他们就对了，他们肯定能帮上忙。请搬到盖耶先生家去住吧。”

我无法拒绝他的好意，尽管我有点担心不该打扰他。但是他要我放心，所以我便搬过去与他同住，他的家人也对我非常热情。

过了不久，普拉萨德就从达尔班格回来了，拉金德拉也自普里归来。普拉萨德似乎已不是我当初在拉克瑙见过的那个人，这次见面他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谦卑、简朴、善良、充满信念，充满了比哈尔人的特色，让我很高兴。我也又喜又惊地发现其他本国律师都对他十分敬重。

我很快就与这群朋友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普拉萨德把有关这案子的事实全告诉了我。他长期以来受理贫苦佃农的案件，当时也正在处理两件佃农的官司。每回他打赢这一类的官司，就宽慰自己总算又替穷人做了些好事。他并非不收费，因为他知道若不向客户收费，自己就没有收入维持家庭开支，也就无法帮助贫苦的人。但是他们收取的费用令我吃惊，比哈尔与孟加拉国的收费标准相差甚距，令我咋舌。

他们告诉我：“我们付了一万卢比给某某，只为征询他的意见。”每个案件的收费都至少四位数起跳。

朋友们听我婉转的评论后，都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说：“研究过这些案子之后，我的建议是，我们不要再上法庭了。这种案子上法庭根本没什么好处，农人害怕得心力交瘁，法院对他们来说根本帮不上忙。真正的帮助，应该是让他们免于恐惧。只要一天不把槐蓝栽种分配制赶出比哈尔，大家就一天不能心安。我本来以为在这边待两天就够了，现在看来可能要花两年的时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愿意用两年的时间把这件事做好。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只是需要你们的协助。”

普拉萨德的头脑格外冷静，他平静地说：“我们愿意尽全力帮忙，但请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那天我们坐着谈论直到夜深。

我说：“我不太需要你们的法律知识，但需要有人支持文书及翻译工作。还有，大家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尽管我希望你们愿意冒这个险，但还是要看你们能不能接受。光是叫你们无限期放弃律师工作，担任我的文书职员，就已经不算小事了。这里的北印度话我听不太懂，乌尔都文或凯提文的书面资料我也不懂，希望你们能替我翻译。我付不出薪水，你们若做这些事，必须是出于爱与服务。”

普拉萨德马上明白我的意思，于是轮流问我和他同伴的意见，确认我这一番话的真正含义，包括期间多长、需要多少人手、各位律师是否可轮流服务等。然后他询问这几位律师能做出多大的牺牲。

最后他们给了我保证，“我们几位律师愿意听从你的吩咐，其中几个人可以长时间为你服务。至于坐牢，这是我们以前从没想过的事，但我们会试着去消化并接受这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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