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苦力”的滋味

在这里详细描述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及奥伦治自由邦所受待遇可能有点离题，我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读我所著的《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不过这里还是有必要简单叙述一下。

一八八八年或更早，奥伦治自由邦制定了一条特殊法律，剥夺了印度人所有的权利。印度人若想在当地长期生活，只能在旅馆当服务生，或从事其他收入微薄的工作。原本在此地经商的印度人都被赶走，只拿到一点名义上的赔偿金，后来虽经代表抗议、请愿，却都无效。

一八八五年德兰士瓦省通过了一条极严苛的法令，来年稍做修改，修正后法令规定：所有进入德兰士瓦的印度人均须付三英镑的人头税；除非在特别划定的地区，否则不得私自拥有土地，但是实际上在划定地区，根本也无法持有土地；印度人也无选举权。这一切都包括在单为亚洲人制定的法令内，另外为其他有色人种制定的法律也都适用于亚洲人。依据这些规定，印度人不得于公共人行道上行走，晚间九点后如无许可证不许出门——最后这一条规定是有弹性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人视同为阿拉伯人，可以不受限制，但能否真正豁免，还得看警察是否愿意放行。

这两项规定对我影响很大，晚上我常跟科提斯先生出外散步，通常都过了十点才到家，假使警察要逮捕我该怎么办？科提斯先生比我更担心，他给自己的佣人发了张证明，但他如何能给我一张？只有主人可以发证明给佣人。就算我真的要，他也愿意给，也还是行不通，因为这样做等于诈欺。

后来，忘了是科提斯先生还是他的朋友带我去检察总长克劳斯博士那里，他跟我是同一个法律学院的校友。依职权他也无法发一张在九点以后外出的通行证给我，但他同情我的遭遇，于是给了我一封信，表明我在任何时间出门都没有问题，警察不得干涉。我出门时一定随身带着这封信，但凑巧的是，一次也没有派上用场。

克劳斯博士也邀我去他住处，我们可以说就此成为朋友。有时候我会去拜访他，他把我介绍给他兄长，他哥哥在约翰内斯堡担任公诉人，名气比他更响亮，但他后来在波耳战争期间因密谋杀害一名英国官员，遭军事法庭判处七年徒刑，法官还禁止他执行律师职务。战争结束后，他便被释放出来，恢复了声誉，重新在德兰士瓦执业当起了律师。

后来我开始介入公众事务，这些人脉对我来说很有用，减轻不少阻碍。

但禁止印度人使用人行道的规定，对我有极大的影响。我常行经总统大道，到一处空旷的地方去散心，克鲁格总统的宅邸就在这条街上，宅邸本身十分朴素、低调，连花园也没有，看起来跟这一带其他房屋没什么不同。比勒托利亚许多百万富豪的房子都比总统家要光鲜得多，屋前屋后有花园围绕。克鲁格总统的俭朴确是人尽皆知，只有屋前站岗的警察，才隐约透露出这宅邸属于某位官员。通常我走过这条人行道时，经过警察身边都不会受到任何拦阻。

但站哨的警察经常轮班，有一次一名警察毫无预警地用力推我，把我扔到马路上去，连一声口头警告都没有。我一阵惊慌，但在我开口责问他之前，科提斯先生恰巧骑马经过那边，对我招手说道：“甘地，我什么都看见了。如果你要告这个人，我愿意在法庭上替你做证；看到你受到这样粗暴的攻击我很难过。”

我说：“你不必难过，这个可怜人什么也不懂，所有有色人种在他看来都是一样，他对待黑人的方式应该也是一样，我早已决定不为个人的恩怨打官司，所以我不会控告他。”

科提斯先生说：“你就是这样，不过你最好还是再考虑一下。我们必须给这种人一个教训。”然后他训斥了那个警察一顿，因为这警察是波耳人，所以他们两人用荷兰话沟通，我听不懂。警察跟我道了歉，但其实这毫无必要，因为我已经原谅了他。

但我之后再也不曾走过那条街，因为值班的警察经常更换，他们既不知道这次事件，势必还是会有类似的举动，我又何必没事去挨人打呢？考虑到这一点，我就换了一条路线散步。

这次事件让我对印度人在此地的处境更加感同身受。在我知道英国执行官对这些规定的态度后，我与大家讨论试着针对某一事件提出控告的可行性，前提是有必要的话。

于是我开始仔细研究印度人在此定居的艰困情况，不仅通过书籍文件、旁人转述，也有很多是我亲身经历。我看得出即使是自敬自重的印度人，也不易在南非生活，因此我益发认真思考改善此一情况的解决之道。

但我此刻最重要的责任是办好阿布达拉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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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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