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舆论》

在我继续写其他来往的欧洲人之前，有几件重要的事必须先说。不过我跟一名欧洲人的来往必须在此先谈。雇用笛克小姐后，我还是忙不过来，需要多点人力协助。前面章节我曾提到瑞奇先生，我们交情匪浅。他是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我请他离开那家公司来帮我的忙，他答应了，于是我肩上重担减轻不少。

就在这时，马丹及特来找我商量，表示要兴办《印度舆论》。他那时已经开始办报，我便同意了这项提议。这本刊物于一九〇四年创刊，纳扎律师是第一任编辑，但大部分的业务是由我负责。那时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本刊物上。并不是说纳扎没有能力处理这类事务，事实上他在印度时便经常从事新闻业务，但只要我在那里，他就不肯动笔撰写南非议题，毕竟南非问题千头万绪。他非常推崇我的判断力，因此要我负责撰写社论。这本刊物直到今天还是周刊形式，一开始是古吉拉特文、坦米尔文、印度文及英文并行。然而我后来发现坦米尔文及印度文未能达成应有的目的，只是聊备一格，甚至可能有欺骗读者之嫌，于是取消了这两种语言。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刊物需要我拿钱出来投资，但不久后我便发现若不给予经济资助，这份刊物很快就会撑不下去。本地印度人及欧洲人都知道，我虽然不是名义上的编辑，这刊物实际上还是由我经营。如果根本没开始就算了，一旦刊物既已发行，中途停刊不仅是损失也是耻辱。于是我继续拿钱出来，直到个人所有的积蓄都赔进去为止。我记得有段时期每月都要汇出七十五英镑。

经过这些年，我觉得这本刊物对印度人还是发挥了效益。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赚钱而办的，而且一直都由我管理，这刊物的变化也反映了我人生的变化。那时的《印度舆论》就像今天的《新印度》及《新生活报》，都是我实际生活的反映。日子一周周过去，我灌注全副身心撰写社论，希望充分阐释我所理解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从创刊到一九一四年这十年间，除了我几度入狱之外，每一期都有我的文章，而且字字都经深思熟虑，从未有丝毫夸大或刻意讨好。这份周刊不但锻炼我的自制力，也能让朋友了解我那段时间所思所感。爱批评的人也找不到可非议之处，《印度舆论》的笔调让酷爱批评的人也不得不克制笔锋。若无《印度舆论》，非暴力运动可能根本发动不了。读者们不单单是为了阅读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详实报道，也是为了更了解印度人在南非的处境。通过主持这份周刊，我更加了解人性，特别是一直以来我总希望在编辑与读者之间建立纯净而亲密的关系。读者的信如雪片般飞来，每一封都是出自肺腑之言，有些信笔调亲切、有些带着批判、有些则充满愤恨。研究与消化这些信件并加以回复，让我在过程中学到许多，有如整个印度社群通过这种方式在我耳边说出他们的想法。经营周刊的经验让我了解新闻从业者的责任，我也得以掌握当地印度人的需求，因此后来的非暴力运动展开时，立即获得大众的支持。

《印度舆论》发行的第一个月，我就已经了解到新闻的唯一宗旨是服务人群。报纸的力量更大，但若记者不能稍加约束自己的笔，可能会像洪水般淹没庄稼，造成灭亡。但假如约束力量是来自外部，害处会比不加约束更为严重；只有发自内心的约束才真正有益。如果此推论的逻辑是正确的，世上有几份报纸能通过检验？谁能禁止无用的报纸发行？谁又够格裁定这一切？有用或无用的报纸，正如善恶一般携手同行，读者必须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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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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