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二）

市议会的秘书感谢我找了空屋安置病人，他坦承市议会并无立即措施足以因应这种紧急事件，但承诺愿意运用其权限全力协助。市政府体认到责无旁贷，因此迅即采取措施处理此事。

翌日他们便拨出一座空仓库供我使用，并建议把病患移至仓库。政府并不负责清理，但是那座仓库肮脏凌乱，我们只好自行清扫，并从几名善心印度人的办公室搬来几张床和必需用品，把仓库安顿成临时医院。市政府派来一名护士，带来了白兰地及一些医疗器具，仍由哥佛莱医师主持大局。

这名护士人很好，很乐意看护病人，但我们极少让她直接接触病人，免得被传染。

我们依照指示经常给病人喝些白兰地，这名护士甚至要我们也喝当作预防，她自己也有喝；但我们没人要喝。我不信白兰地对病人有何效果。我征得哥佛莱医生同意，为三名病患施行土疗法，以取代白兰地疗法，将一块块湿土涂在他们头部与胸部，救回了其中两人；其余二十人则死在仓库里。

与此同时市政府忙着采取其他措施，离约翰内斯堡约七英里路有一所隔离病院，这两名存活的病人被安置在隔离病院旁的帐篷中，此后任何新得病的病人都送到那里。我们肩上的担子就此卸下。

几天后我们得知那名善良的护士也得了病，没多久便死了。我们找不出原因解释何以我们没被传染，并且救活两个病人，但是这次经验让我对土疗法更具信心，并且对白兰地是否真有疗效打上问号。我知道这份信念（或者怀疑）并没有坚实的基础，但我依然这么认为，而且觉得有必要在此一提。

黑死病爆发时，我发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给新闻媒体，指责市政府在拿回这地区的所有权之后便疏于管理，因此必须为瘟疫爆发负全责。因为这封信我得以结识波拉克先生，更与如今已故的铎克牧师结为朋友。

在前面几章，我已提过我经常在一家素食餐厅用餐。我在那里认识了韦斯特先生，两人时常于傍晚一道用餐，饭后再一同散步。韦斯特是一家小印刷厂的股东，他在报上读到我那篇谈瘟疫的文章，但是在餐厅等不到我，开始觉得忧虑。

自从瘟疫爆发后，我和同事开始减少食量。在那之前我便为自己定下规则：凡有流行病爆发，我便清淡饮食，因此在那段时间内我完全不吃晚餐，至于中餐也是在其他客人到达前就先吃完。我跟餐厅老板很熟，因此告诉他我那阵子在照料病人，希望尽可能避免与朋友们接触。

韦斯特先生连续两天没在餐厅里见到我，一日清晨时来找我，我正准备出门散步。我一打开门，他就对我说：“我在餐厅里没看到你，很怕你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决定一早来找你，想说这时间你一定在家。现在我任你差遣，我随时可以帮忙看护病人。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了无牵挂的人。”

我表达感激之意，但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不要你当看护，如果没有新的病人，我们一两天内就没事了。倒是有一件事需要人帮忙。”

“什么事？”

“你可以帮忙处理德班的《印度舆论》吗？马丹及特还得留在这里帮忙，德班那儿需要人手。要是你能去，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我有间印刷厂。我想应该是没问题，不过我可以今天傍晚前再给你最后答复吗？晚间散步时我们再详谈。”

我听了很高兴。后来我们谈过了，他同意前往。薪水不是他的考虑，他不是为了钱才去的。不过我还是跟他说定一个月十英镑薪水，如果有利润的话也会分红。第二天韦斯特就搭晚间的邮车出发，把该收的货款交付给我代收。从那时候起，一直到我离开南非为止，他都与我共进退。

韦斯特出生于英国林肯郡的一户农家，仅受过一般的学校教育，却在人生历练中学到许多，并且自立自强。我认识的他，是一位纯洁、冷静、对神敬畏又充满人性关怀的英国人。

我在后面的章节还会再提到他与他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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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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