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戈克立同住一个月（三）

假借宗教之名、将羔羊献祭给迦梨女神庙的残酷行径，激发了我的欲望，让我想进一步了解孟加拉国人的生活。先前我听过、也读过有关梵协会的种种，也听过马润达的一些事迹，还参加他筹办的一些集会。我找到他一本关于伽夏旃吐拉圣的著作，读得兴味盎然，并因此明白了沙达罗梵协会与阿迪梵协会的不同。我还与夏斯特里会面，并且在卡萨瓦特教授的陪同下去见泰戈尔，但是泰戈尔那时候不愿会客，因此没能见到面。不过我们受邀参加梵协会的庆典活动，地点就在泰戈尔的住所。我们在庆典中听见了美妙的孟加拉国音乐，从那时候起，我便成为孟加拉国音乐的爱好者。

对梵协会了解得差不多之后，我开始觉得有所不足，想亲自拜访卡南达。于是我满怀热血长途跋涉去寺院看他。寺院位在贝卢尔，我很喜欢那里隐僻的环境，但是我抵达之后才得知他回加尔各答养病去了。无缘一会，让我感到相当失望。

后来我知道了倪娃迪达修女的住处，便到乔林熙大厦去看她。但看见她的住处富丽堂皇，让我大吃一惊。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投缘之处。回来之后，我告诉戈克立这件事，他说我跟这种浮夸之人谈不来乃是意料中的事，一点也不足为奇。

后来我又在巴斯敦济·帕滋夏先生的家里遇见倪娃迪达修女。我进门时，碰巧她与主人的母亲正在交谈，于是我便担任她们两人的翻译。尽管我无法赞同她的为人处事，却不得不佩服她对印度教的热爱。我后来也阅读了一些她的著作。

我把一天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的时间用来拜访加尔各答的领袖，与他们谈论南非事宜，另一部分的时间则用来参观城里的宗教建筑与公共建筑，并且加以研究。我曾在穆立克博士主持的会议上发表一篇演说，谈论印度救护队在波耳战争中所做的贡献。我与《英国人报》交情匪浅，该报对我的演说也颇有帮助。桑德斯先生那时已经卧病在床，但是他给予我的帮助不亚于当年。戈克立也喜欢我这场演讲，因此当他听见雷博士的赞许时，也感到非常高兴。

就这样，住在戈克立家中使我在加尔各答的工作进展顺遂，并得以结识孟加拉国最富声望的家族。我自此开始了与孟加拉国的密切接触。

那个月发生了许多事，我不得不在此略过，仅简单分享我到缅甸走马观花的旅程，以及当地和尚的状况。看见那些和尚懒散又没精神的样子，让我觉得非常难过。我还去了大金塔，但是不喜欢寺内点着那么多小蜡烛，大殿里还有老鼠四处窜爬，让我想起达雅纳德在古吉拉特的经验。缅甸妇女的活力与自在深深吸引着我，但是缅甸男人的懒惰令我痛心。在我短暂的停留期间，我发现就像孟买不等于印度，仰光也不等于缅甸。然而，如同我们印度是英国商人的经商代理人，我们在缅甸也与英国商人联手，逼迫缅甸人成为我们的经商代理人。

我从缅甸回来后就向戈克立辞行。与他道别让我觉得伤悲，但是我在孟加拉国（或者说加尔各答）的工作已经结束，没有理由再留下。

我打算在回家之前，搭乘三等火车游历印度一周，以体验三等车厢乘客的苦楚。我向戈克立提到这点，他乍听之下觉得无稽，但是我向他解释我想观察的景况，他就高兴地赞成了。我打算先去贝拿勒斯拜望贝赞特女士，她当时正病着。

既然打算搭乘三等车厢旅行，就得先替自己准备一些随身用品。戈克立送我一个金属制的点心盒，里头装满小甜饼和油炸饼。我自己花了十二个安那币买了一个帆布袋，又买了奇哈耶羊毛制成的长大衣。帆布袋里就装着这件大衣，以及一条腰布、一件衬衫及一条毛巾。我另外还带了一件保暖的毛毯跟一个水壶。准备妥当之后，我便启程了。戈克立与雷博士都到车站送行，我请他们不要麻烦，但他们坚持送我。戈克立说：“如果你搭乘的是头等车厢，我就不来送行了，但现在我非来不可。”

戈克立走进月台没人拦他。他裹着丝绸头巾，身缠腰布，外头罩一件夹克。穿着孟加拉国传统服装的雷博士则被查票员拦下，戈克立告知查票员雷博士是朋友，他才被放行。

就这样，我带着他们的祝福踏上了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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