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考验

船只开进船坞，乘客也开始登岸了，但艾司寇比先生叫人传话给船长，表示白人对我气愤难消，我和我家人最好还是等薄暮时再登岸，届时请港口经理达坦先生护送我们回家。船长转告此话给我，我同意这么做。但半小时后，拉夫顿先生过来找船长，说：“我想带甘地先生回去，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是这家公司的法律顾问，我可以告诉你艾司寇比的话也不是非听不可。”说完他便来找我，大概是说：“如果你不怕的话，我建议尊夫人及令公子可以先坐车去罗斯坦济的住处，你跟我就用走的跟在后面。我不喜欢你像贼一样晚上偷偷摸摸进城，我也不信会有人敢伤害你。事情大致平静了，白人都散了，总之我觉得你不该偷偷摸摸进城。”我马上同意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坐车前往罗斯坦济先生家，而我也在船长同意之下，跟拉夫顿先生一起上了岸，罗斯坦济的住处离港口约两英里远。

我们一上岸，就有几个年轻人认出我，大喊：“甘地！甘地！”另外又有五六个人冲过来一起喊，拉夫顿先生怕人越聚越多，赶紧叫了一辆人力车来。我一向不喜欢搭人力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搭。但年轻人不让我坐进车内，恐吓那个小车夫，他受到惊吓连忙拉着车走了。我们只有继续前行，但人潮越聚越多，最后堵住路，我们无法再往前走。他们先抓住拉夫顿先生，把我们隔开，接着对我丢掷石头、砖块、臭鸡蛋等。有人抢走我戴的头巾，有人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感到一阵晕眩，赶紧伸手抓住房屋前面的栏杆喘口气，但根本不行，他们又冲过来揍我、甩我耳光。这时一名警长的太太正巧路过，我们是认识的。她很勇敢，打开阳伞屏护我，同时挡开群众。暴民的愤怒稍稍平息了下来，他们要打我就会伤害到亚历山大夫人，只好罢手。

有个印度青年看到这起事件，跑去警察局报案，警长亚历山大先生叫一群警察来把我围在中央，好护送我到目的地。他们及时赶到，我们往前走，没多久就经过警察局，警长要我在里面躲避一下，我谢谢他的提议，但还是婉拒了。我说：“等他们了解到自己犯的错，自然会安静下来。我相信他们不会不讲道理。”于是在警察护送下，我安然抵达罗斯坦济的住处。我全身上下都是伤，但只有一处擦破了皮。船医达狄巴嘉先生也在场，费心为我处理伤口。

现在里面很安静，但房屋外头被白种人围住了。天色已晚，叫嚣的群众仍在喊着：“叫甘地出来！”眼尖反应快的警长已经到了现场，试图控制住场面，但他不是用威吓，而是努力安抚群众的心情。其实他不是不担心，叫人传话给我，意思是说：“若你想保全你朋友的房子跟你的家人，你就听我的话乔装离开这里。”

这天我面临了两种人生的矛盾情况：一是当危险只存在于想象时，拉夫顿先生劝我不要躲闪，正面应对，我同意了；一是当危险真的逼近时，另一位朋友给我相反的劝告，我又同意了。谁能确定我这么做是因为发现自己的性命陷入危殆，还是因为不希望朋友的房屋受损，抑或不愿妻儿有性命之忧？谁能肯定地说，不论是正面对付或乔装潜逃，这两件事我都做对了？

事情已经发生，再判定是对还是错并没有多大意义。不过了解事情真相、尽量从中记取教训却是有益的。想确定某人在某种情况下会采取何种行动并非易事，而单从某人表现于外的行为判断某人的性格，也是有待商榷的推断，毕竟证据不充分。

无论如何，准备逃亡让我暂时忘了身上的伤。警长建议我打扮成印度籍警官的模样，头上用马德拉斯围巾缠绕一块板子当作是头盔。两个警察跟我在一起，其中一名把脸涂黑，乔装成印度商人，另一人扮成什么我忘了。我们抄小路走进附近一家商店，穿越仓库里堆积的麻袋，再大摇大摆地从店里的大门走出来，穿过人群，走到街尾，那里有辆马车等着我。我们坐上马车，先到之前亚历山大先生劝我暂避风头的那间警局，我要向那两位警察致谢。

就在我这般逃命时，亚历山大先生编了一首歌作弄群众：把老甘地啊，吊在酸苹果树下。

当他得知我已安然抵达警局，便告诉群众说：“好啦！你们要对付的人现在已经从附近一家店里逃出去，你们还是回家去吧。”一些人听了很生气，也有人笑出来，还有些人不信，认为他在骗人。

“好吧，”警长这么说，“你们要是不信我的话，就派一两个代表出来，我带他们进屋里看看。要是他们能够找到甘地的话，我二话不说把他交给你们；但要是他们没找到，你们就要解散。我知道你们不想毁掉罗斯坦济先生的房子，也不想伤害甘地先生的妻儿。”

于是群众派了代表进去屋里搜，代表们很快出来宣布令人失望的消息，最后这群人散开了，大部分人都对警长的处理手腕赞誉有加，也有少数人十分不快。

已故的张伯伦先生当时是英属殖民地的国务大臣，发电报要纳塔尔政府逮捕这些闹事的人、将他们送交法办。艾司寇比先生把我叫去，表示见到我受伤很遗憾，还说：“请相信我，你受到一点点的伤都让我难过。本来你有权决定接受拉夫顿的提议，面对最坏的情况，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你当初听我的话，这些让人难过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现在你若能指认打你的人，我会叫人逮捕他们，移送法办，张伯伦先生也希望这么做。”

我的回答则是：“我不想要你们逮捕任何人。虽然我应该可以认出其中一两个人，不过惩罚他们又有什么用？更何况，我也不怪打我的人。他们是误信报道，以为我在印度造谣诽谤纳塔尔的白人。如果他们相信报上的话，生气是理所当然的。恕我直言，这件事领导人跟你该负责任。你原本可以劝导这些人，但其实你也相信路透社的报道，以为我夸大其词。我不想怪任何人，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大家知道真相，必定会对今日的行为感到后悔。”

艾司寇比先生说：“你愿意给我一份书面说明吗？因为我得回电报给张伯伦先生。但我不希望你太仓促，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先跟拉夫顿先生或其他朋友商量过再写。不过我坦白跟你说，如果你肯放弃控告打你的人，我就可以早些让此地恢复平静，你的声望也会因此提升。”

“谢谢你。”我说，“我不需要跟谁商量。在我来见你之前，我就已经决定了。我确信不应控告攻击我的人，现在我就可以写成报告。”

说完后，我便把他要的声明写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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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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