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屈辱

这个侮辱让我难堪，但过去我也忍受过不少屈辱，所以早已习惯。我决定把这份羞辱抛在脑后，尽可能平心静气看待这件事。

我们收到亚洲事务部捎来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既然我已经在德班见过张伯伦先生，他们认为应该将我从这次的代表名单中删除。

我的同伴们气愤难消，甚至提议干脆取消本次代表团。但我向他们指出本地印度人的尴尬处境。

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去见张伯伦先生，他们就会以为我们根本没有打算请愿。既然请愿是以书面提出，我们也已经写好了，那是不是由我来念根本不重要，张伯伦先生对此也不会有意见，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吞下这口气。”

我话尚未说完，泰伯希斯就嚷了起来：“难道他们对你的羞辱不等于对这里全体印度人的羞辱吗？我们怎么能假装你不是代表之一？”

我说：“没错，但就算是对全体印度人的羞辱，我们也得吞下这口气。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泰伯希斯问：“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再次忍受羞辱？我们见多了，难道还有更坏的事吗？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以失去？”

这番话掷地有声，但是又有何用？我充分意识到印度社群能做的不多，于是尽力抚平大家的情绪，劝他们找乔治·哥弗莱律师来代替我的位置。

于是乔治·哥弗莱领着代表团前往会见张伯伦。张伯伦问我何以缺席，哥弗莱只好试着弥缝整件事，回答：“与其反复听同一位代表说同样的话，换个新人不是比较好吗？”

事情进展到此并没有结束，这场风波加重了我和本地印度人的责任，我们必须从头来过。

有些人嘲笑我说：“你叫我们加入这场战争，现在你看到后果了。”不过我不为所动，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我始终觉得我们加入战争是正确的，也做得很好。这是我们的责任。或许目前不会得到回报，但我坚信一切的善行最终都会开花结果。让我们忘掉过去，想一想未来该做的事吧。”大家都同意我这番话。

我继续说：“说实话，你们叫我来的工作已经都完成了，不过我认为自己目前还不该离开这里，就算你们同意我回去，我也想尽可能多待一阵子。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人住在纳塔尔，我会待在这里工作。一年之内，我不打算回印度去，相反的，我要在德兰士瓦的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信心可以跟这里的新部门周旋到底。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本地的印度人不止会饱受剥削，还会被人赶出这个国家，每天都得遭受新的侮辱，永不停歇。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官员羞辱我，这些事都比不上本地印度人遭受的侮辱。以后我们就得过着狗一般的生活，那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可忍受的。”

就这样，我打铁趁热，与比勒托利亚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商讨此事，并且最后决定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我没有十足把握能否在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但是法律协会并未驳回，法院也接受了我的申请。对印度人来说，要想在合适的地区找到办公室成立事务所确实很困难，所幸我常与当地一位名为瑞奇先生的商人保持联系，他有熟识的房屋中介商，便替我在城里律师事务所密集处找到了合适的办公室，于是我的事务所就此开张，正式在德兰士瓦开始执业。

甘地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的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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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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