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旁遮普

奥德沃爵士认为在旁遮普发生的事情都该由我负责，而一群激愤的旁遮普青年也认为我应为戒严法负起责任。他们的说法是：要不是我先暂停公民不服从，扎连瓦拉花园屠杀案也不会发生。甚至有些人放话表示，假如我敢去旁遮普，他们就要暗杀我。

但我觉得我的立场没错，任何一个有理解力的人都不应误解才对。

我急着赶到旁遮普去。我从没去过那里，急着想看一看那边的情况。邀请我去旁遮普的萨太派尔、克期卢与乔德哈里等人，当时均已被捕入狱，但我觉得政府也有所忌惮，不可能关他们太久。我在孟买时，有许多旁遮普人来拜访我，我也总会对他们说一两句鼓舞的话语，让他们因此高兴起来。那段时间，我的自信心感染了许多人。

但我打算去旁遮普的计划，却一延再延。我每次对总督提起要去旁遮普的事，他都说：“再等一等。”计划就这样拖延下来。

这时，调查花园惨案的“杭特委员会”宣布要调查旁遮普政府在戒严法掩护下的种种恶行，CF安德鲁斯到了当地，来信跟我形容当地令人揪心的种种惨状，让我觉得假戒严之名遂行的暴行比报纸上的报道更恶劣。他力促我赶快前往当地与他并肩作战。此时马拉维亚吉也拍电报来，叫我快到旁遮普。于是我再一次打电报给总督，询问我能不能去旁遮普。他回复了一个确切日期，要我在那个日期之后再出发。我现在记不清了，不过应该是十月十七日。

我一到拉哈尔，眼前的景象让我永生难忘。火车站从站头到站尾都是群众，所有人都从四面八方的屋里跑出来，有如看到多年不见的至亲家人，个个喜出望外。我先暂住在目前已逝的乔德哈里家中，但是接待我的沉重责任却落在戴维夫人肩上。说沉重毫不夸张，因为即使在当时，每天来看我的人总是川流不息。

由于旁遮普的公众运动领袖均已入狱，他们的位置由马拉维亚吉、默提拉吉和目前已故的斯罗丹纳吉暂代，我想这是合理的。马拉维亚吉与斯罗丹纳吉与我都是旧识，但是我和默提拉吉却是第一次密切接触。我马上与这些其他逃过牢狱之灾的当地领袖打成一片，觉得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我们一致决定不把手中的证据交给杭特委员会。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当时我们已将这么做的原因公诸世人，因此没有必要在此重复。但是隔了这么久之后再回头看，我仍然觉得我们对这个委员会的抵制是正确且恰当的。

抵制之后，我们觉得照道理必须成立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大党进行平行的调查。纳卢、如今已故的达斯、泰伯吉律师、哲雅客律师与我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主席则由马拉维亚吉担任。我们分头到全国各地调查事件的原委。委员会的统筹工作由我负责，我必须前往许多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因此待在旁遮普的这段时间，是我近距离观察当地村庄及接触当地人的珍贵机会。

我在调查过程中认识了许多旁遮普妇女，而且大家一见如故。不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群妇女跟着旁边，让我看她们手上的棉纱。我也因此了解旁遮普是可以成为专门生产棉布的地区。

我越深入调查政府对人民所做的暴行，就越了解政府暴虐的一面与官员喜怒无常的独裁作风。这一切都出乎我意料，而且令我倍觉痛心。当时最令我感到惊讶的（直到现今我仍然惊讶不已），是旁遮普有大批年轻人在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政府效力，但如今却得忍受这些暴行。

替委员会草拟报告书的工作也由我负责。如果你想了解旁遮普人民受到什么非人待遇，请参阅这份报告书。我只想说，报告书里提到的事件绝无夸张，每一句话都有证据支持。此外，委员会并未将手中握有的证据全数发表，倘若某事的真实性有一丝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就不纳入报告书。这份报告的宗旨就是揭露真相——除了真相之外没有别的——让世人知道。看过的读者自然会了解英国政府的恶行有多深重。英国政府为了巩固统治权，任何野蛮及残暴的坏事都做得出来。就我所知，政府也从未反驳报告里任何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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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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