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报》与《新印度》

就这样，一方面非暴力活动缓慢但稳健地持续进行，另一方面政府非法镇压的政策也如火如荼展开，尤其以旁遮普一地最为激烈。公众运动的领袖们纷纷被捕，政府也宣布了戒严法。换句话说，该地陷入无法无天的状态，甚至成立了特别法庭。特别法庭与为正义而设立的一般法庭不同，相反的，特别法庭是表达独裁者个人意志的工具。没有确实的证据，也可以在特别法庭任意判刑。换言之，就是政府公然违背正义的原则。安姆萨的居民饱受欺凌，不分男女都只能苟且偷生。在我看来，扎连瓦拉花园屠杀的悲剧也不如安姆萨居民平日受到的待遇令人生气，尽管这场悲剧吸引了印度人及全世界的关注。

大家力劝我无论如何得尽快赶到旁遮普，于是我写信也打了电报给总督，想征求他同意，但未获响应。假如我没得到同意便擅自进入旁遮普，肯定无法获得入境许可。换句话说，我只能违背规定。这么一来，我实在进退两难。目前情势是，如果我不顾命令，强行进入旁遮普，那么我的行为就不能称为“公民不服从”，因为“公民不服从”应当是在和平的情况展开。眼下旁遮普无法无天的镇压行动，只是让当地居民憎恨的情绪更加高涨。对我来说，在这种情势下实行“公民不服从”，就算真能办到，也无异火上浇油。所以我最后还是不理会朋友的建议，决定不去旁遮普。然而这无疑要我吞下一副苦药。旁遮普每天都传来各种不公不义的迫害事件，我却只能咬牙切齿，什么忙都帮不上。

此时，让《孟买纪事报》成为一股巨大势力的霍尼曼先生却被政府当局驱逐出境。政府这种行为委实低级污秽，直到现在，我似乎都还能闻到那种恶臭。就我所知，霍尼曼先生从不希望以不合法的方式表达抗议，他也反对我不经非暴力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同意就违抗旁遮普政府之命令。他对我暂缓推动“公民不服从”一事表示赞成，甚至在我公开宣布此决定之前，就已经先写信给我劝我暂缓，尽管因为孟买与艾哈迈达巴德的距离遥远，我是在宣布之后才收到他的来信。他突然遭到驱离，让我惊讶又痛苦。

但因为此，《孟买纪事报》的董事们要求我负起综理业务之责。社里已经有贝尔威先生在，我能做的实在不多。不过我的个性就是这样，若真的接下责任，就要尽心尽力去做。

此时政府下令《孟买纪事报》停刊，如同替我解了围。

纪事报的董事如索巴尼、班克先生，也都是《新印度》的幕后人物。他们说，既然《孟买纪事报》遭勒令停刊，不如把《新印度》的编辑大权交给我。且为弥补《孟买纪事报》停刊的缺口，《新印度》应当从每周出刊一次改成两次。我也是这样想。那时我急着想让大众更加了解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希望能通过阐释非暴力抵抗，顺便对旁遮普的形势做出公正的评价。因为在我所写的文章背后，隐含着非暴力抵抗的意思，政府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委托。

只是要如何使用英语来帮助大众了解非暴力的意思呢？我主要负责古吉拉特地区。亚尼克律师与索巴尼、班克先生均熟识，他当时正主持每月出刊一次的《新生活报》，背后的金主正是这群朋友。他们都希望把这份月报也交给我负责，亚尼克律师亦同意继续帮忙。这份月刊就这样改成了周刊。

同时《孟买纪事报》又复刊了。《新印度》也改回原来的周刊形式。若要分隔两地印行这两份报纸，不单对我造成不便，也会增加开销。既然《新生活报》已移到艾哈迈达巴德发行，我便建议也将《新印度》的业务移到该地，以方便管理。

这样做还有其他原因。我过去办理《印度舆论》时发现报纸一定得有自己的印刷厂才做得起来。更何况若根据当时印度的印刷法规定，如果我想针对时事畅所欲言，印刷厂也多半不敢承印。因此自己拥有印刷厂是当务之急，而且唯有艾哈迈达巴德才有这条件，因此《新印度》非迁移不可。

我努力办报，试图帮助识字的大众明白非暴力抵抗的道理。这两份报纸发行都很广，最高时期曾经每种报纸发行四万份。但之后的《新生活报》发行量快速飙升，《新印度》的成长便趋缓。在我被当局监禁之后，这两份报纸的发行量都下滑，目前发行不到八千份。

打从一开始，我就不肯让这两份报纸刊登广告，我也不认为这样做会有什么实质损失。我反而认为正因为不登广告，这两份报纸才能维持独立性。

有意思的是，这两份报纸让我保持内心的平静。既然短时间内无法进行“公民不服从”运动，办报让我得以畅快发表意见，与民众真心沟通。我想，这两份报纸不仅在考验重重的关头可让民众有了解时事的渠道，也稍稍减轻了戒严法下的暴虐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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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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