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拉法特反对保护牛？

现在我们必须先暂时搁下旁遮普的残酷事件。

国大党对旁遮普事件的调查才刚开始，我便收到邀请函，要我参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德里举行的联合会议，商讨基拉法特的问题。我听说参加人士还包括阿里与如今已故的哈金，斯罗丹纳吉也会参加，而且还是会议的副主席。若我没记错的话，本次会议是要讨论基拉法特内部纷争带来的新局势，以及印度人与穆斯林究竟该不该参加和平庆祝活动。邀请函上还说，会上要讨论的不仅是基拉法特问题，还包括保护牛的问题，因此是一举解决关于牛的问题的大好机会。我回信表示愿意参加，但也指出这两件事不应该混为一谈，或当成买卖交易来看，而应该依各自情况分别解决，以做出最适当的判断。

我抱着这样的想法赴会，出席会议人员十分踊跃，但比不上后来动辄数万人参加的场面。我跟目前已故的斯罗丹纳吉与哈金讨论上述问题，他们了解我的论点，斯罗丹纳吉要我在会议中提出。于是我在会议上力陈，倘若基拉法特问题如我所信，确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政府确实犯下不公不义的大错，印度人自然应当站在穆斯林这边，要求政府提出补偿，并且纠正这项错误。但此时印度人提出牛的问题来讨论，或企图拿此事跟穆斯林讨价还价，就是不恰当的做法。同样地，若穆斯林拿停止屠杀牛作为收买印度人的条件，也同样不恰当。若穆斯林是因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珍惜双方同属一片土地的缘分，愿意主动停止屠宰牛，那么他们的做法便非常值得称许。我主张采取此一独立的态度是他们的责任，也会让他们的行为显得更有尊严。但若穆斯林真的认为停止宰牛是身为邻人的责任，那么无论印度教徒肯不肯在基拉法特运动上支持他们，都应当这么做。因此我说：“因为这个缘故，这两个问题应当分别讨论。这场会议应该只讨论基拉法特目前的处境。”在场人士大多同意这个说法，所以保护牛的问题就先搁下不讨论。

尽管我提出了这项论点，阿布达先生还是表示：“无论印度教徒这次帮不帮穆斯林，身为同胞都该尊重对方这方面的情绪，应该放弃宰牛。”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不再杀牛了。

又有人建议把旁遮普问题也一并在这会议上提出讨论，我也提出反对意见。我说，旁遮普问题是地方单独的问题，不应影响我们参不参加和平庆祝活动的决定。毕竟基拉法特问题与和平条款直接相关，假如我们将两者混为一谈，就是严重的是非不分。大家很快接受了这个论点。

莫哈尼也来参加这场会议，我之前就认识他了，但这次我才发现他充满斗士精神。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见不同，有几件事我们到现在还是各持己见。

这场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其中一项是号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宣誓抵制外国货。但这时我们尚未想到本国自制棉布可以派上用场。莫哈尼不肯接受这提议，他认为若基拉法特运动未获应有的正义，我们就得对大英帝国进行报复，因此他提出另外一条提议，必要时只抵制英国货。但我认为这样做违反原则又不切实际，因此提出反对，我的论点现已为人所熟知了。我还在会议上提出非暴力的概念，我注意到与会众人对我发表的言论均深有所感。莫哈尼先我而发言，他说完后获得如雷的掌声，我原本担心自己接下来讲的话会像是旷野中微弱的呼喊，无人理睬。但我认为若不在会议上诚恳提出意见，就等于玩忽职守，因此还是鼓起勇气发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一开始说话，在场者均全神贯注地倾听，连坐在讲台上的多位演讲人也支持我，纷纷站起来发表看法，支持我的论点。提倡抵制英国货的领袖们发现，若强行推动抵制，非但收不到效果，反而会让对方视为笑柄。事实上，在场的每个人身上都穿戴着英国制商品，无人例外。在场人士因此认识到，如果就连支持抵制之人都无法做到完全不用英国货，倘若这项决议真的通过了，结果肯定是有害无益。

莫哈尼说：“光抵制外国布还不够，因为没人知道我们还要多久时间才能生产出类似布料并满足全国需要。我们想做的，是让英国马上感受到我们的感受。如果不能抵制外国布，我也没意见，但是请告诉我有没有更快、更有效的办法。”听他发表意见时，我也觉得除了抵制外国布料之外，必须采取新的行动。那时若要马上抵制外国布，在我看来并不可能，因我们尚未确认自己是否有能力生产足够的棉布供全国之需。之后我才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当时就已经了解，光动员纺织厂抵制外国布绝对不够。莫哈尼演讲时，我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等他讲完后，我仍决定不下。

我不熟悉北印度语及乌尔都语，因此说起话来加倍困难。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大多数来自北部的穆斯林，并且发表严肃的论点。过去我曾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集会上以乌尔都语发表演说，但那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演说，而且是以情感诉求为主。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我面对的群众抱着批判的态度，假如不发表立场敌对的言论，我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自己的论点。我抛开自己的羞怯，告诉自己我不需要以毫无瑕疵的乌尔都语演说，只要能以自己勉强掌握的、不通顺的北印度语传达意见就够了。就这一点来说，我办到了。这场会议证明了北印度语与乌尔都语相混，可以当成印度的国语。假如我以英语演说，就不会像这样打动现场听众，莫哈尼也不会觉得有必要提出反驳，而且就算他提出反驳，我也无法提出有效的辩论。

我想解释新的想法，却苦于找不到适当的北印度语或乌尔都语来形容，因此停顿了一会儿。最后我想到“不合作”这个字眼，这是我在这场会议中第一次使用这个字眼。我听莫哈尼演说时，想到他一再提到对抗政府，却在许多方面配合政府的作为。然而诉诸武力既非我们所乐见，而且也不可能。因此我想：若想对抗政府，唯有停止与政府合作。就这样，我想到了“不合作”这个词。那时我尚未对这个词发展出清晰且多重的概念，因此决定先不要说太多。我只说：“穆斯林已经通过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如果和平条款对穆斯林不利（愿上主保佑不要发生这种事），他们就要停止与政府的一切合作。所以，撤回与政府的合作，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假如政府在基拉法特这种大事上背叛人民，我们也没有义务顾及政府的颜面或荣誉，或是继续为其服务，而只能以‘不合作’方式进行对抗。也就是说，一旦政府背叛我们，我们有权利采取‘不合作’行为。”

直到几个月后，这个词才开始流行，最后人人皆知。那个时候，这个词还被埋没在会议记录里。一个月后，我参加了在安姆萨举行的国大党会议，支持合作决议，并且衷心期望政府背叛人民的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食盐进军”第二次不合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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