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

我和其他印度同胞一齐为战争效力的消息传回南非之后，我接到两通电报，其中一封来自波拉克先生，他质问我此一行为是否与非暴力的诉求背道而驰。

我早有预感会招致这类责难，因为我在《印度自治》（Hind Swarji）刊物中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在南非时每天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认为战争违背道德，假若我不打算将敌人绳之以法，我更不该参加战争，特别是我对参加战争的各国以及发起战争的原因一无所知。朋友们当然都知道我参加过波耳战争，但他们都以为我的观点从那时起已经改变。

事实上，当初促使我加入波耳战争的理由，也激发了我这次的行动。我很清楚加入战争违反了不使用暴力的原则，但是人对于自己身负的责任不见得总能一目了然，真理往往是在黑暗中摸索而得。

非暴力主义是一项含义深广的主张，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无助的凡人，不得不卷入杀生的烈火中。每一条生命都是依存着其他生命而活，这句话有很深的意义。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罢，一个人活着时时刻刻都在杀生，生活本身的一饮一啄、四处走动，都避免不了杀生的事实，无论有多微小。也就是说，信奉“不杀生、不使用暴力”的人，如果一切行为均出于怜悯之心，尽可能连最微小的生命也避免伤害，而且竭力拯救一切众生，一刻也不停歇地努力逃脱杀生的陷阱，就可说是忠于一己的信仰。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无法完全免于对外界生命的杀生，只能说他在勉力自制与同情万物中获得了灵性的成长。

此外，由于非暴力统合了一切生命，一个生灵的错误必然影响全体，因此人类不可能完全免于杀戮。只要生活在群体社会中，人就不得不卷入社会生存所必需的杀生行为中，难以自拔。若是两国交战，不杀生的信徒就有责任阻止战事发生。但若是承担不起这重责大任、无力抵抗战争，或是不够资格阻止战事爆发，也可以参与战争，尽心竭力地把自己、国家以及这个世界从战火中解救出来。

我一直想通过大英帝国的力量，改善我自己及全印度人的地位。我在英国时受到舰队的保护，也在其国家武力下获得庇护，可说我是直接参与了潜在的暴力。因此，若我想维系与大英帝国的关系，在其旗帜下生活，眼前只有三条路可以选：一是公开宣布反战，并依照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则，反对大英帝国的作为，直到其改变军事政策为止；二是采取公民不服从方式，这个选择有可能会导致被捕入狱；三是与大英帝国站在同一边，加入战争，从中接受锻炼，并且学得能力，以抗御战争的残暴。我想我正缺乏这种锻炼与能力，所以除了参与战事，没有别的法子了。

从不杀生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士兵与非士兵没有什么不同。凡是志愿替盗匪做事的人，不论是当搬运工、负责把风，或是担任看护，其罪责与真正的土匪有何不同？同样的，在战事中照料伤兵的看护，同样得承担战争的罪过。

在我收到波拉克的电报前，我便反复思索这个道理，因此一收到电报，我即刻与几位朋友讨论这件事。大家一致认为我应该主动提出加入战争。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这项论理毫无瑕疵，我对自己加入战争的行为亦不懊悔。过去我认为应该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这看法迄今未变。

我知道，即使在当时，我也无法说服所有的朋友接受我的立场。这个问题十分微妙，容纳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因此我尽可能清楚地向相信非暴力的人陈述我的看法。我明白这些人认真地在其岗位上力行不杀生原则。追求真理的人，不该只考虑约定俗成的做法，而是要能够纠正。一旦发现自己犯了错，不论付出多少代价，都应该认错并且竭力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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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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