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加入了大战

我一到英国就听说戈克立先生因健康问题前往巴黎，如今困在当地动弹不得，而伦敦与巴黎之间的通信也已断绝，因此不知他何时能返回伦敦。我不希望没见到他就返回印度，但是没人知道他回伦敦的确切时日。

在等待他的那段时间，我是否应该做些什么？面对这场大战，我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埃达加尼亚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员，曾与我一同入狱，他那时正在伦敦攻读法律，准备考律师。他在非暴力运动中表现杰出，因此我们送他来英国考律师执照，费用由梅贺塔博士负担，等他回到南非之后，便能取代我的位置。通过埃达加尼亚，我认识了梅尔塔医师以及其他在英国求学的人，大家经常一起讨论事情。大家商议之后，决定召开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印度居民大会，我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些意见。

我觉得住在英国的印度人应该为世界大战做一点事。既然英国学生纷纷加入军队，印度人也不该落后。不少人反对这一点，于是开始了一场激辩。反对者认为印度人与英国人不可相提并论，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主人有难时，有谁见过奴隶会挺身相助的？奴隶该做的，不就是趁主人有难时寻求自由吗？这番议论我颇不以为然。我知道印度人与英国人地位有别，但我不认为印度人已沦为奴隶。我觉得殖民地制度的错误，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不肖的英国官员，而非制度本身；我们可以通过爱来扭转这些错误。假如我们希望英国人帮助我们改变现况，就应该在他们有难时共度患难。虽说制度有缺陷，过去似乎还不像今日这样不堪忍受。假如我今天因为对制度失去信心，拒绝与英国政府合作，我那些朋友对制度本身及英国官员也因此失去信心，那该怎么办？

持相反意见的朋友们，主张目前是勇敢提出印度人需求、改善印度人地位的大好时机。

我则认为不该在英国人有需要时落井下石。战争进行期间，不必急着强调我们的需要，才是更适切、更具远见的做法。我坚持己见，号召志愿兵加入，得到大家踊跃的响应。志愿军的成员来自各个省份，而且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

我写了一封信给克卢勋爵，告诉他征召志愿军之事，并表示如果说接受训练是担任救护工作的先决条件，我们随时愿意受训，以便接下救护工作。

克卢勋爵隔了一些时间才回信，信中感谢我们愿意在紧要关头挺身替大英帝国服务。

于是志愿兵开始在素负盛名的肯特里医生带领下，接受为期只有短短六个星期的初步急救训练，但是所有的急救知识均已包括在内。

志愿兵约八十人，六个星期后我们接受考核，结果只有一个人不及格。通过的人还得再接受英国政府的军事训练及其他训练，由贝克上校负责带领。

这段时期的伦敦值得一提。没有人露出惊慌的模样，大家都忙着出一份力。身强体壮的成年人接受训练成为士兵，至于老弱妇孺也没闲着，因为需要帮忙的事情很多，大家忙着裁制衣服、制作裹伤布等。

还有一个妇女演讲会缝制了许多衣服给士兵。我刚认识的娜都女士便是其中一员，她全心投入这项工作，把剪裁完毕的一堆衣服放在我面前，要我缝制完毕后再还给她。我很乐意帮忙，于是在这段看护训练期间，我请不少朋友协助，尽己所能帮忙缝制了大批衣物。

查尔斯·卓别林与甘地在伦敦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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