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则经历

纳塔尔的港口是德班，又称纳塔尔港，阿布达拉（即前面提到的阿布达尔·卡利姆·嘉弗瑞的兄长）亲自来码头接我，我看到许多人上船来接朋友，也发现印度人并未受到尊重。我也注意到，认识阿布达拉的人多半对他表现出傲慢的样子，这让我觉得难受，但他已习以为常。这些人对我也是同样态度，只是多了些好奇，我的衣着与其他印度人不同，我穿一身长大衣，戴着头巾，像孟加拉国人常戴的那种。

我被带到这家商行给员工的居所，我获得了一间房间，就在这位先生隔壁。我们对于彼此都不了解。我把他弟弟托我带来的信交给他，他读过后一脸茫然，他大概觉得他弟弟给他送来了一只白象吧。我的穿着打扮、生活习惯在他看来十分奢侈，跟欧洲人没两样。那时公司里没什么可以特别交给我办的事务，那件官司仍在德兰士瓦省进行，目前还没有我可以帮上忙的地方。此外，他又信得过我的能力、人品吗？被告都待在比勒托利亚，他也知道他们可能会给我带来不良影响，但他又不能到比勒托利亚来监督我工作。如果这件案子不能交给我办，那么该给我什么工作好？其他工作都已有商行职员在负责了，而且做得肯定比我好得多。何况如果职员做错事，他可以责备他们，但要是我做错事，他能责备我吗？所以若没有跟这案子有关的事情可交给我处理的话，要我留在商行就没有意义了。

这老板几乎不识字，但胜在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他深知自己反应快，也会基本的英语会话，足够他应付日常及生意所需，无论是跟商行里的经理、欧洲商人沟通，或跟顾问团解释这件案子都没问题。印度人都很尊敬他，他的公司是当地最大的公司，至少是当地最具规模的印度公司之一。不过尽管他有许多优点，唯独有一项短处，那就是生性多疑。

他深以伊斯兰教为荣，喜欢谈论伊斯兰哲学，尽管他本身不懂阿拉伯文，却对《古兰经》与阿拉伯经典知之甚稔，随时能引经据典。和他相处下来，我获得不少伊斯兰文化的实用知识。后来等我们熟识以后，每当谈起宗教问题总可以讲很久。

我来到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带我去德班法院，介绍我给几个人认识，让我坐在他律师旁边。庭上法官直瞪着我看，最后要我取下头巾，我不肯取下，便离开了法院。

我体认到这里也有斗争在等着我。

老板跟我解释何以他们有时会要求印度人摘下头巾。穿着穆斯林服装的人可以戴头巾，但其他的印度人一旦进入法院，通通必须摘下头巾。

这种分别十分微妙，在此我有必要加以解释。我来到这里不过两三天，便发现此地印度人分成几派。一派是穆斯林商贾，自称阿拉伯人，另一派是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还有一派则是帕西人，职业大多是职员。印度职员无足轻重，除非他们能跟穆斯林打好关系，帕西职员则自称波斯人。这三派之间彼此互有渊源，不过人数最多的阶层还是来自坦米尔、泰卢固（均位于印度南部）及北印度的工人，有些是契约包工，有些是没有绑约的工人。契约工人指的是来到纳塔尔的签五年长约的劳工，他们又叫“及尔米提亚人”（girmitiyas），是从英文的协议（agreement）一字转变而来。这三派与此阶层没有瓜葛，只有生意上的关系而已。英国人则称他们为“苦力”，且因大部分印度人均属劳力阶级，“苦力”一词或“撒弥”（Samis）也用以泛称印度人。Sami是坦米尔语的字尾，很多坦米尔人的名字后面都会加上sami，是从梵文的swami转化而来，意指主人。也因此，讨厌听到别人叫他sami的印度人，如果够聪明的话，会如此回敬对方：“你可以叫我sami，但你别忘了这字是主人的意思，我又不是你的主人！”有些英国人听到这种话就作罢，有些则会发火、咒骂，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还会痛打他一顿。因为他们认为sami一词应该是轻蔑的字眼，这印度人居然敢回说是主人的意思，这不是侮辱是什么！

因此我在这里被叫作是“苦力律师”，经商的人则被称为“苦力商人”，“苦力”一词的原意也被大家慢慢淡忘，变成印度人的一个泛称。穆斯林商人厌恶这种说法，会反驳道：“我不是苦力，我是阿拉伯人”或“我是个商人”，此时这个英国人若是有礼，就会向他道歉。

社会风气如此，戴头巾一事便显得意义重大。一个人若遭要求脱下印度头巾，无疑等于把羞辱往肚里吞。所以我想不如改戴英国帽，这样就不必受辱，也免去不愉快的争论。

但老板不以为然，他说：“如果你真这样做，会带来很坏的影响，等于给了坚持戴印度头巾的人一耳光。何况你戴印度头巾很适合，要是戴上英国帽，人家会以为你是服务生。”

这番话既有道理，也充满爱国精神，却也不免过于狭隘。他的话无疑有道理，如非爱国，他也不会坚持戴印度头巾，但他提到服务生时态度那样轻蔑，就暴露出思想狭隘的一面。印度契约劳工包含三种族群：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及基督徒；早期劳工改信基督教后，生下的后代便是这些基督徒。即使在一八九三年，他们人数也不少，穿着英国式服装，大部分都在饭店、旅馆当服务生。老板对英国帽的批评，指的就是这群人。一般认为在饭店当服务生是丢脸的事，这样的想法直到今天依旧普遍。

大致说来我认为阿布达拉的意见有理，也写了封信到报社，揭露在法院发生的事，为自己戴头巾的行为提出解释，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有人说我是“不受欢迎的访客”。因此我刚到南非短短几天，就因为此事大大出名，我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也有人严词批评我，说我鲁莽无礼。

基本上我在南非始终戴着头巾，直到离开的那一天为止。我在南非从何时起不再戴头巾，原因又是什么，稍后会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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