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镑重税

巴勒桑德润的案子让我开始接触到签约的印度工人，但直到得知当权者准备对他们课征重税之后，我才下定决心好好研究他们的状况。

一八九四年纳塔尔政府打算对签约的印度劳工课征每年二十五英镑的税。一听到这提议我无比震惊，马上召集纳塔尔印度代表大会讨论，大会立即决议，组织反对党以为抗衡。

在此我想有必要先解释一下这税是怎么来的。

一八六〇年左右，纳塔尔省的欧洲人突然想到这片土地如此广大，何不用来栽种甘蔗？但要种甘蔗就得引进外来人力，否则不论是栽植甘蔗或制糖都难以进行。因为当地的祖鲁人不擅长这类工作，于是纳塔尔省政府与印度政府书面联系，取得他们同意，招募印度劳工。来纳塔尔打工的印度工人得签五年长约，契约终止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在此地定居，一旦落户便能取得土地所有权。提出这些条件是为了吸引印度人留下，当时这些白人希望改善当地农业，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契约到期的印度劳工留下来继续贡献劳力。

不过印度人所做的远远超过他们应该做的。他们种植大批蔬菜，还引进数种作物，想办法用最不花钱的方式成功栽种作物，包括芒果。他们不仅在农耕方面获得成功，同时涉足贸易，购买土地大兴土木，不少劳工晋升成拥有房产、土地的地主，因而吸引了更多印度商人来到此地经商。在当地受到敬重、已故的阿默便是第一批过来的商人，他很快就在此地打下基础，生意蒸蒸日上。

白种商人开始惊慌，之前他们张开双臂欢迎印度劳工，却没料到印度人是做生意的好手。印度工人成为地主还算可以接受，但他们居然想在贸易上分一杯羹，对欧洲商人来说，这点无论如何都不能忍受。

白人敌视印度人的种子于是被种下。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因素让敌意加深：我们不同于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单纯朴实、我们十分容易满足、我们对清洁卫生的规定不甚在意、在居家环境整洁方面我们漫不经心、我们不肯花钱修缮让房屋更美观等等，再加上彼此宗教信仰不同，都让敌对的火苗一再窜高。白人利用立法的权力制定法案，剥夺印度人投票权并对印度劳工征税。撇开立法不谈，私下的纠纷也早已开始时有所闻。

白人最初提出的建议是强制遣返印度劳工，这样他们的契约在印度就自动失效了，但印度政府不愿意接受。于是有人提出另一项提议，大致包括以下三点：

工人必须在契约期满时返回印度；

或

每两年重签契约，工资会逐次调涨；

另外

要是工人既不肯回印度，又不愿签新约，他每年得缴付二十五英镑的税。

包括亨利·宾司爵士及梅森先生在内的代表团前往印度，打算与印度政府议定此事。当时的印度总督是艾尔金勋爵，他不赞成缴二十五英镑的税，但认为三英镑的税是可行的。那时我就想（现在也这么认为）总督犯下十分严重的错误。他会同意就表示没有认真考虑印度的利益，曲意迎合纳塔尔省的欧洲人不是他该做的事。在三或四年内，一个带着太太及超过十六岁的儿子、超过十三岁的女儿的签约雇工一家人就要被课这样的税，想想四口之家一年就得缴十二英镑的税，但这名爸爸一个月的工资不超过十四先令，这税负之重简直匪夷所思，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例。

我们发起运动抵抗这不合理的税。要是当初纳塔尔印度代表大会没出面说话，总督甚至可能会同意缴二十五镑的税。税额从二十五镑减到三镑，极可能是因我们代表大会大举抗议的缘故。不过也可能不是我想的这样，有可能印度政府一开始就反对二十五镑的税，主动降成三镑，跟代表大会持反对立场无关。但不论是哪种情况，印度政府这种做法都失信于印度人民。印度总督本应将印度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根本不该同意这毫无人性的赋税。

即使税额从二十五镑减成三镑，大会也不认为这是值得夸耀的功绩；对于无法好好维护印度劳工的利益，大会全体还是感到非常遗憾。代表大会再三努力想免除这项赋税，整整奋斗了二十年才大功告成；赋税得以免除，不只是纳塔尔省印度人的功劳，所有住在南非的印度人同样功不可没。已故的戈凯尔因为违背信念，引发了与印度工人的最后一场冲突，在这过程中签约雇工吃足了苦头，有些人在枪战中不幸丧生，一万余名工人被捕入狱。

不过真理终究会获胜，这群印度劳工亲身经历的痛苦便是彰显真理的过程。要不是我们信念坚定、坚忍不屈，丝毫不曾懈怠，就不可能赢得漂亮的一仗。假使印度人中途退缩，或者代表大会认定税非缴不可，不再积极推动这场运动，那么直到今日，印度劳工还得缴纳这令人痛恨的重税，对南非的印度人及全印度来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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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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