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鲁人“叛乱”

原本我以为自己已经算是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了，但我命中似乎注定要东奔西走。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安稳度日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报上说祖鲁人在纳塔尔发起叛乱行动。我并不讨厌祖鲁人，因为他们不曾伤害印度人。我对叛乱一词心存怀疑，但那时我也相信大英帝国是为了全世界的福祉而存在，心中对大英帝国充满忠诚，不相信帝国可能出错。因此到底是不是叛乱，并不影响我的决定。纳塔尔那时有一支自卫队，正在招募新血，我从报上得知这支自卫队已经准备去剿灭这场叛乱。

我把自己当成纳塔尔公民，因此纳塔尔的一切与我息息相关。我写了一封信给省督，表示若有需要，我随时都可以组织一支印度救护队待命，他马上回信接受这项提议。

我没料到对方会这么快回复，幸好在写信之前，我已做好相关安排，一旦对方接受提议，我就解散约翰内斯堡这里的家，让波拉克去找一间较小的房子，然后把我妻子送到凤凰村去。这事我稍早已征得妻子的同意，事实上，我筹组这类行动从未受到她的阻挠。因此我一接到省督的信，就按惯例通知房东太太，一个月后退租，将部分物品送往凤凰村，部分留给波拉克用。

接着我便到德班去招募队员。其实不需太多人，队里只有二十四人，除了我之外，有四名古吉拉特人，其他人都曾在南非担任契约工，但已约满恢复自由，还有一名是自由的阿富汗人。

为让我方便推动事务，医务长按习惯暂时给了我一个士官长的职位，另外任命两名中士及一名下士。我们还领了政府给的制服。我们这支救护队积极服务了六个星期。我一到叛乱地区，马上发现当地没有什么称得上叛乱的行为，连一点反抗的迹象也无。至于这场骚动何以遭人夸大称作叛乱，是因为有个祖鲁的首领劝族人不要缴一种新增的税，还用长矛杀了一个前往收税的下士。不管怎样，我心里是同情祖鲁人的，而且我一到总部，就很高兴地得知我们的任务是照料受伤的祖鲁人。医务长欢迎我们到来，还说因为白人不愿意照护祖鲁人，他只能眼睁睁看受伤的祖鲁人伤口溃烂，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认为我们是上天送给无辜的祖鲁人的礼物，把绷带、消毒药水等等药品都给我们，带我们去临时搭建的医院。祖鲁人见到我们非常高兴，白人士兵只远远站在栏杆边，试着劝我们别替这些人包扎伤口，我们不理他们，他们就恼羞成怒，用不堪入耳的话骂祖鲁人。

慢慢地，我跟这些士兵变得熟稔，他们就不再多说什么。其中有官阶的包括斯巴克上校及卫理上校，他们在一八九六年时曾激烈反对我，这次见到我态度大大不同，还特别来谢谢我。他们把我介绍给马更慈将军。读者不要以为他们是职业军人，其实卫理上校是德班地区知名的律师，斯巴克上校在德班开了一间肉铺，而马更慈将军则是纳塔尔有名的农场主人，他们都志愿加入军队，也受过军事训练。

我们负责照护的祖鲁人都不是在战役中受伤的。其中有些人是因为被当成嫌疑犯入监，被将军判以鞭笞之刑，受刑后伤口因未敷药而溃烂、化脓。另外一些人则是祖鲁良民，虽然戴有臂章作为身份的识别，但还是不小心被白人士兵开枪射伤。

除了照料祖鲁人，我还得给白人士兵配药。这对我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毕竟我曾在布斯博士的小医院里受过一年训练。我也因为这份工作认识许多欧洲人。

编制上，我们是一支快速移动的部队，哪里发生危险便往哪里去。这是一支骑兵部队，一旦营帐移动，我们便得扛着担架徒步前行，有时一天行军四十英里。但不论我们去哪里，我都心怀感谢，庆幸我们可以奉神之名做有意义的工作，抬着不幸遭误伤的祖鲁朋友的担架到下一个营地，并且照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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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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